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夫治天下犹曳（yè，拖拉）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三   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皇帝和贵族的专制证券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

材料一   所谓分封者，就是周人的一个或数个血缘氏族部落，集体向新的土地迁居。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原来是周公东征讨伐的对象之一，商代重要的属国奄国所在地。

鲁国的受封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而鲁侯伯禽受封的六个殷人氏族和伯禽所带的周人氏族，构成鲁人的主体。以往的国都都是因氏族的自然聚落而形成的，偏重于血缘关系，这个时候的国就有了地域的概念。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等

材料二   罗马共和国在不断强大以后，加大对外扩张，罗马市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商贸及其他交往不断加强。而随着交往的频繁，矛盾在所难免，在解决问题时所适用法律的矛盾同样十分尖锐，因古老的罗马公民法不能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利益，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基于此，公元前242年罗马设置了最高外事裁判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根据所谓“公平”“正义”的原则，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有针对性地调整新出现的种种社会关系（到公元212年，罗马帝国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各海外行省臣民以公民权，除奴隶外，自由民都取得了公民地位），从而形成了万民法。

——摘编自谢冬慧《罗马法的借鉴价值》

材料一   从春秋开始的社会大动乱，使一切旧制度、旧秩序都维持不住，把许多“礼”都弄得名存实亡，徒具形式，甚至大夫竟敢乱用天子的礼乐，简直闹得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这真是古代贵族统治下的社会大危机。为着挽救这个社会危机，于是孔子出来，要把周朝的旧典整理恢复，以继承文、武、周公的大业。

——摘编自嵇甫《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材料二   公元前475年，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齐、楚、燕、韩、赵、魏、秦7个国家，雄踞一方，以空前惨烈的战争，给时代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七国相继进行了实质上是封建化运动的变法，其中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历时最久，内容最为全面彻底，因而取得的成果也最为辉煌……至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

由秦王嬴政来统一天下是无数个偶然所促成的，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六国所犯的错误，二是秦国的偶然性。

——据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整理

材料三   日本要占领华北，就必须攻破自古就修建在中国北方战略要地上的防线——万里长城。1933年元旦，侵华日军开始向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要道，长城上的重要关口——山海关进攻。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是东北军爱国将领何柱国的部队，爱国官兵奋起反击……日军凶猛攻势，他们唯一可依赖的便是千百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这支军队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为了个人争取生存的信念慷慨赴国难！再次显示出长城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象征。

——成大林《长城，世界一大奇迹》

材料一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夫为首封。

——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上（唐太宗）谓房玄龄、萧瑀曰：“隋文何等主?”对曰：“克已复礼，勤劳思政，……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因令有司：“诏敕不便于时，即宜执奏，不得顺旨施行。”

——刘昫《旧唐书•本纪第三•太宗下》

材料三   布达拉宫大事记

材料一   礼教是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中最基本的内容。始于西周，注重将礼义的传授与礼仪的训练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学生的日常教育中；春秋战国时期，礼教理论逐渐形成与发展；汉王朝将礼教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重视礼仪规范建设，制定了礼仪规范，并通过学校进行礼仪教育；西晋时期比较重视学礼，北魏孝文帝将礼教视为治国之本；唐代以化民成俗来实施礼教，用制度规定强化礼教，完善礼的内容，且通过对孔子的褒奖、树立孔子在教育中的地位来实施礼教；宋代统治者，重视兴建孔庙和对孔子及其门人和后裔的封赐优礼，这一点在族规家训中也有充分体现；在明代的小学课程结构中，规定晚学把习礼仪、演习诸礼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小学教材也把《家礼》作为教本。清朝继承了之前的礼教内容和方式。

——摘编自傅琳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材料二   建党初期，我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抓革命教育，创办工农业余学校和革命干部学校；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1928年，毛泽东指出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教育的思想和方法；抗战时期，党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干部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1936—1938年间创办了一大批培养抗日革命干部为目标的干部学校。为了克服我党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错误倾向，我党第一次在党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

——摘编自王秀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材料一  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其后积弊日甚，其势不得不变。……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最高统治者仍由王族世袭）也。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天下之变局，至是始定。

——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北京大学教授张传玺认为，中国历史上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是由当时的国情和民情决定的，其正面作用是主要的。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也反证了我们的先人在两千余年前选择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道路是正确的。    

—— 摘自《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历史（人民版）》

材料三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成功和失败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法律，包括法律、制度、宪法结构等；二是民情，即自由的习惯，包括思想、行为、习惯、价值观等；三是物质的或历史的环境。        

　　——据Schleifer《关于<论美国的民主>新译本的读书报告》整理

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指天子诸侯之都城，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立社稷，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兴起，为数众多的城邦一般都建在高地或山丘上，建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城邦大多建立了大规模的神庙，是城邦的宗教中心，城市的中心广场即市政广场是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中心。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着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城邦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大片的农村地区，这是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

——摘编自黄洋等主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