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唐书》所记载的830名唐代进士中，丘族子弟达589人，占总数的70.96%；小姓约109人，占13：213%；两者合占84.10%，寒素家子弟132人，仅占总数的15.9%。这表明，士族子弟在九品中正制瓦解后，在门阀势力屡遭压抑和打击的情况下，纷纷涌入科举行列，并凭借其深厚的家庭文化素养、家学传统及社会关系基础，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极大成功。
材料二 唐朝一直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什伍”。唐后期，工商杂类入仕情况已出现，但制度上的限制仍未取消。北宋明确取消了这一限制，使过去一直被排斥于仕途之外的“工商杂类”子弟和边远地区的士人都有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机会，可以说，到了宋代，科举取士几乎已无任何身份上的限制了。像唐代那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的世家豪门在北宋已基本上消失了。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科举的特点及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科举制的变化及影响。
材料一：在雅典，官员“在任职前，其资格皆须先经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如果有问题提交法庭裁决，以确定其是否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期中都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员，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的刑罚或罚金，但是如果无罪，他即复职”。每个官员在任职期满后，还要由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和帐目进行审查。
——摘编自于江《雅典民主制评析》
材料二：两汉时期，中央监察机构开始独立设置，并形成全方位监察体制，监察官员在皇帝领导下独立行使监察职能。地方监察机构实行中央垂直领导体制，与地方政府无隶属关系。汉武帝时期，每个州设刺史一名，专职监察地方，后来设立的司隶校尉负责京畿七郡的监察事宜，尔后逐渐设立十三部刺史。刺史最初由丞相府司直节制，武帝晚期至昭宣时期则逐渐转归御史府管辖，这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诸多事宜具体由御史中丞执掌。
——摘编自赵青娟《汉代监察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雅典、中国汉代监察官员的举措。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雅典与中国汉代监察制度的共同意义。
材料一 唐代三省六部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变化，逐渐向二省和一省转变，三省合属议事、办公、职能取向统一。一方面，皇帝启用年轻官员担任中书门下二品，行使宰相的权力，随着时间的发展，以中书令、尚书令为主的宰相职务其权力渐渐削弱，成为虚职；另一方面，三省分权，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推卸责任，导致效率低下，为了协调各部门的职责，唐代建立了统一的政事堂议事制度。政事堂始设于门下省，唐高宗年间迁于中书省，政事堂也改称为中书门下。
——摘编自张靖《唐代三省六部制的发展及变化》
材料二 朱元璋于1382年仿照宋朝制度建立了大学士，这些人都在内廷，所以又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其时，内阁学士的官职只有五品，又不能参与机要，在朝廷里的地位并不高。由于这些学士辅政有限，朱元璋很快又否定了这种形式。明成祖即位后，“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此时内阁大学士相比朱元璋时期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都是深得成祖信任的心腹，且得以参与机务。但是在官制的设置上，他们仍均为五品以下官员。洪熙、宣德年间，内阁的官职由正五品一跃成为正三品，并且还以六部尚书来兼任，同时获得了对内阁权力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票拟”之权。到了嘉靖朝，首辅制度形成，在朝位座次上，内阁首辅已经超过了尚书。可以说内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但实际上已经拥有了权相的地位。
——摘编自李子龙《论明朝宰相的废除与内阁制度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三省六部制发生的变化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述明朝内阁权力的变化。
材料一：汉武帝时，经过一番改革，国力强盛。一方面，朝廷直接控制的区域较前代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地方豪强势力以强凌弱、武断乡曲的现象十分常见，郡国吏治日趋腐败怠惰。元封五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以六条问事”。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刺史由丞相派属员分任，秩六百石，代表朝廷，故“位卑而权重”。十三部刺史的设立，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摘编自王宇星、卜宪群《西汉刺史制度是一大创举》等
材料二：元朝时制定了《定台纲三十六条》等法规。这些法规改变了历朝奉行的“以卑察尊”传统，第一次使监察制度得到国家法律保障。元在中央设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地位等同，并有权弹劾这些部门。在地方置行台和廉访司，行台具有“弹劾行中书省、宣慰司及以下诸司官吏”的权力，行省行政体系与行台监察体系各自平行，互不统属。廉访司负责监察行省以下路、府、州、县。元代监察体系覆盖全国，为明清监察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是现代中央、省、市(县)三级监察体系的最早模型。
——摘编自李晓春《从制度改革看元代监察体制的历史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设立刺史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代监察体制出现的新变化。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代监察体制改革的积极意义。
材料 黄河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大河文明或农业文明之一。其古老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求新求变的文化精神，使它在人类古文明史的比较中独树一帜，分外靓丽。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以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此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古代中国正是在平原流域等地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各种政治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
——摘编自李振宏《谈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从材料中提取一个观点，并结合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摘编自叶子荣、郑浩生《当代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透析》
阅读中国古代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演变图，从图中提取关于古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是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监察范围宽泛，如汉初的《监御史九条》中，监察有讼者、盗贼者、伪铸钱者、非所当服者等。弹奏对象既可纠弹“官非其人”，也可议奏言“政非其理”。据统计，清代科道官共上奏疏687篇，其中弹勒之疏约占30%，言事之疏约占70%，许多事项实际上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一般事务。中国古代的监察不仅“劫”，还有“举（荐）”，其功能是罚赏俱有。此外，古代监察在违法犯罪发生之前就介入”事前监察”。在帝国政体下，监察的独立只能是外在的、相对的，而依附皇权是内在的、绝对的。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
材料二 孙中山在中国监察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监察权”的概念，至今仍为理论界和我们的法律法规所采用。监察权必须独立的思想，则是孙中山监察思想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亦是他长期一贯的思想。同时，他主张监察权是由国民大会授予的，必须对国民大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孙中山认为监察权应当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一样独立，主张建立立法、行政、司法、考选和纠察“五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孙中山的监察思想，作为他民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中国国情，“集合中外之精神”，达到了同时代人所难以达到之高度。
——摘编自王晓天《孙中山的监察思想》
材料三 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正逐渐步入深水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探索实践的国境。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监察体制逐渐失去效力，导致苏联出现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从监察职能延伸、监察主体的合理构建、纪法与法法的街接以及权力监督格局上进行路径创新，进一步提升国家腐败治理能力。
——摘编自聂应德、付扬《试论我国监察体制的创新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提出“监察权”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时期重视监察体制建设的意义。
(4)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皇帝不可以未经中书门下（三省）和枢密院而将“圣旨”以“指挥”的形式直接下达有关机构，否则，便不符合“国体”。中书门下（三省）和枢密院在接到皇帝批发的“指挥”后，也要参照前后敕令审度可否，然后行下。这样，能够防止内外臣僚通过不正当途径要求皇帝“内降恩泽”，防止“侵紊纪纲”“增长侥幸”。中书门下（或中书省）和枢密院“宣奉”皇帝的命令，还要录付门下省审读，藉以驳正二府的失误。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六年（973年）正式确立了“殿试制度”，因而形成了乡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宋太宗时又将及第进士分为“三甲”（三等）。为防止权贵操纵科举考试、结党营私，宋代建立和完善了糊名、誊录、锁院、隔帘等保密制度，严格勘磨（复查）制度，实行别头试、锁厅试。“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才唯进士、诸科最广，名卿钜公，皆由此选。”
——摘编自杨静《科举考试兴亡研究基于科举存废历史的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朝中枢机构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朝科举考试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意义。
材料一 汉初的诸侯王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实际上相当于独立的小朝廷。起初，诸侯王的官员中只有丞相以上才由中央政府配置，御史大夫及诸卿都由诸侯王任命。在全国的大约五十四个郡中，诸侯王占了三十九郡，而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十五个郡。这些藩国原本“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此时则“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或与朝廷分庭抗礼，或欲问鼎皇室，成为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等七国举兵反叛。被周亚夫等中央政权军事力量击败。汉武帝时，“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解决了藩国对中央的威胁问题，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巩固。
——摘编自龚书铎《中国社会通史》
材料二 元初，行省只是朝廷中书省为某地区军事征伐而临时派出的机构。随着元帝国疆域的扩大，朝廷直接控制数百个路和直隶州困难较多。于是，元廷相继在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设置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后来又将其固定下来，作为朝廷控驭路府州县的得力工具，行省长官由皇帝和中书省宰相选任。在行政、军事方面，行省要分别受中书省、枢密院的节制，重大军政事务必须随时上报朝廷，平时还要受以御史台为首的监察官的监督。行省长官须按照朝廷命令互迁镇地，并履行入觐述职等义务。而行省官员中实行的多名官员群体负责制，又可以使行省长官相互牵制，避免行省坐大割据之祸。
——摘编自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颁行推恩令的背景及实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代行省制的影响。
材料一 科举制度的实行结束了官僚地主依仗门第垄断仕途的历史，实行仕途开放，开拓了中小地主入仕的途径，也给平民子弟提供了某种上升的机会，历代名臣学者，贫苦出身的不乏其人。科举制为国家开辟了广阔的人才资源，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这种选官制度使统治阶级成员经常不断地更新，社会上下阶层在合法状态中不间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它以考卷成绩为标准决定是否录取，带有一定的客观性、科学性。使科举制度、教育制度有机地融为一体，整体上提高了官吏的文化水平，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摘编自周少元、程雁雷《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嬗变与利弊》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议会权力上升，但国王乔治三世及枢密大臣通过赐官晋爵控制官员来干预议会活动，且接受官员行贿；英国两党轮流执政期间，将政府官职赏赐给本党成员，编织上下关系网，造成官吏频繁变动。19世纪中叶，英国进行了现代文官制度改革，明确指出：建立常任文官制，将竞争机制纳入人才选举中，除少数高级官员，所有文官必须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竞争上岗；考试注重文理基础知识而不是强调某种专业技能，根据文官的业绩进行考核，根据才能和勤奋程度决定升迁。1870年，政府对文官的待遇、分级、晋升等细节作出具体规定，文官制度渐趋于完善。
——摘编自《世界现代化历程·英国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实行科举制度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背景和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人才选拔制度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