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汉刺史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古代官僚监察制度的一大创制。与其他监察制度相比，它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文帝到武帝初期，刺史是没有固定治所的，所以，采取“秋分行部”。到了武帝元封五年，“刺史假印绶，有常治所”。其次，武帝时规定，刺史监察范围为六条，在监察官员的时候，刺史只能质询六条所规定的内容，不能超出其范围。最后，从文帝“遣丞相史出刺”，到成帝“罢刺史，更置州牧”前，刺史都是六百石的官员，但权限很大，能监察“二千石以下至墨绶”的官员。

——摘编自张文渊《西汉刺史制度的形成及其特征》

材料二   刺史的主要职责在于司察，所以法律不准许他们插手地方上的具体行政事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汉中后期刺史越权现象时有发生，西汉末期，刺史甚至可以任命地方官吏和决断刑狱。元帝以后，刺史不但开始有了固定的掾属、幕僚，还有了选官用人权。汉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秩提到二千石。东汉光武帝即位起即“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有所劾奏，变加退免”，从此，州牧的权任大大提高了一步，事实上也成为郡国守相的上司，州成为刺史的上级。汉灵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

——摘编自陈长琦《汉代刺史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   北宋熙宁年间出现的陕西蓝田《吕氏乡约》，开创了中国古代乡民自治的历史先河。它的发起与实践不仅体现了宋代新儒的时代特征，而且还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逐渐成长起来的主体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吕氏乡约》所蕴含的社会教化、政治整合与矛盾化解等功能成为宋代及后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补丁”，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乡民自治的积极性，夯实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宋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非常重视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并对其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治理念和乡治体系。

——摘编自杨亮军《宋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