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形成和吐蕃连年东渐的危机，使唐王朝急需建立一支强大可靠的中央武装。神策军本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边防军队。安史之乱期间，神策军随鱼朝恩入长安护卫代宗，从此成为禁军。经过财政改革后的唐王朝给予神策军优厚的待遇，并采取收编和招募等方式扩大神策军的编制，发展神策军的武装力量。神策军迅速壮大，德宗时已增至十五万人，进入全盛时期。神策军的建立和发展，使唐王朝掌握了一支可靠的中央武装。神策军虽然在兵力配置上尚不足以与藩镇总体相抗衡，但是相对于藩镇个体而言则又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正是藩镇不能取代唐中央政府的重要原因之一。之后，宦官控制了神策军及其他禁军，同时也控制了长安城及整个关中地区，这造成宦官集团长期专权的局面，对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神策军发展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朝建立神策军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传说源源流长。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皆言黄帝”。
孔子曰：“黄帝者……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礼服）。治民以顺天地之纪……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
——《大戴礼记•五帝德》
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使百姓保持质朴本真之心），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庄子•大宗师篇》
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制定）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刑罚），外用甲兵，故时变也。
——《商君书•画策》
(1)阅读材料一，比较诸子笔下黄帝形象的异同，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状况，说明异同产生的原因。
材料二 汉武帝初年，汾阴巫锦掘地获一古鼎，群臣以“太帝兴神鼎一”、“黄帝作宝鼎三”、“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相贺。公孙卿认定武帝所获之鼎即黄帝之鼎，视该鼎为天子“受命而帝”的天降祥瑞。武帝遂供鼎于帝廷。元封元年，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太初元年，汉武帝采纳臣僚建议，认为黄帝主土德，位居中央，“五行莫贵于土”，“五行莫贵于黄”，定汉以“土德”受命，“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
——摘编自邓乐群《秦汉时期炎黄崇拜的神人转换》、张茂泽《黄帝与黄帝祭祀》等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汉武帝推崇黄帝的目的。
材料 从宋朝建立到仁宗时，全国兵额增加七八倍……军队大半来自招募。应募者要么是游手无籍之徒，要么是负罪亡命之辈。而且朝廷又往往因岁凶募饥民，遂使长大壮健者游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农村生产力日渐减削。且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虽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廪之终身，实际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宋兵制以厢军伉健者升禁卫，然卫士入宿（厢军精锐到禁军报到），即不自持被（被褥）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搬运）而扉人（雇人）荷之。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1)根据材料，概括宋初兵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初兵制实施的影响。
材料一 古代高昌地处吐鲁番盆地，是古时西域交通枢纽。高昌的东南面，大部分是汉族居住的农业区；其西北面则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贞观十四年八月，唐朝平定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州内设置了三郡、五县、二十二城，辖地户约八千、人口约三万七千。唐朝还在该地区采取了修建水利、设置官市、管理交通等一系列措施。到天宝年间，西州地区居民增至一万九千多户，人口增加至约四万九千，货物四至，客商云集。
——据《旧唐书·西戎传》等整理
材料二 近年，吐鲁番出土了大量从东晋到元代的古代文书，引起了学者注意。其中一份为民众自报的户籍文书，记载了某家庭的成员、授田等情况，文书后署“贞观十四年九月”。另一份是卜天寿所写的文本残卷，该文书大部分是其抄写的汉代经学大家郑玄注释的《论语》，卷后还附有绝句六首，另抄有《千字文》开头五句。抄本中有题记“（唐）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抄）” “西州高昌县宁昌乡淳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
——摘编自马克章《西域汉语通行史》等
(1)利用材料一和材料二进行互证得出结论，并说明理由。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在高昌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一般情况下，中国古代新政区的设置多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人口的逐渐增加而从容进行。王朝初建，出于开疆拓土的需要，有大量政区同时建立，如秦征服南越后，设置桂林郡、象郡和南海郡，又在北方置九原等郡。也有雄才伟略的帝王，为现固国家统一而对四夷用兵，设置大量新的行政区，如汉武帝元鼎六年起，“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今广州）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隋末天下大乱，晋阳李唐为了壮大势力，表示凡归附者都给予州刺史的名号，因而大量“权置州郡”，州数膨胀到五六百之多。因此，唐太宗于贞观元年将全国划分为10道，分辖各州，形成了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模式。元朝在全国各地设置行中书省代行政府管理职能，边疆地区的云南等地也建立起了行省，省制逐步成为后世历代地方行政区划的最高层级。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各中央政府为了提高政权运转效率通常会减少地方行政层级，但自秦国推行郡县制以来，任何朝代的基层政区都是县，也从来没有被取消过。但为了解决管理幅员过大和军事问题又会设立监察区和军管区，这些非行政区最终演变为州、道、路、省等地方高层政区，使得地方行政层级变多。秦朝在郡政区实行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汉朝设置13州刺史，唐朝设道对地方派遣监察官员，宋朝设置互不统属的路，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地方行政层级的变动无不是中央加强集权的创新。自古以来，财政就在行政体制中占据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商鞅变法中制土分民、履亩而税、重农抑商等财政改革措施，保证了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形成和完善。以后各朝从国家安全出发，同时也为了涵养财源，徒民边塞，实行军民屯垦，建立起都尉、都督、都护府或都司卫所等军管型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并逐渐融入地方行政层级中来。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变化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的基本规律。
材料一 “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其中编户齐民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编户齐民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其基本动力来自国家间竞争的加剧，目的在于富国强兵。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编户齐民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并在汉代趋于定型。编户齐民对于“大一统”国家形态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分家立户”，国家政权得以直接掌握国家人口，显著提升了国家获取赋役的能力，奠定了“大一统”的经济和军事基础。二是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王朝国家建立起了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加上家户单位的自主性治理，使得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大为提升。
——摘编自黄振华《编户齐民与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
材料二 古希腊以城邦制度闻名于世，许多独立小国并存的形态贯穿了希腊文明的始终。城邦的理想是独立与自足。因此，城邦的人口数量是政治家和思想家关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可见，城邦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持一定的公民人数，防止过大或过小。……实际上，城邦可以通过扩大或缩小公民条件的办法来控制公民的人数，公元前5世纪雅典几易公民条件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要保持一定的数量，就要包括鼓励和控制生育两个方面。
——摘编自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编户齐民是如何推动大一统局面形成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人口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治，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于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王夫之《宋论·太祖十五》）且不论王夫之对神宗时期的微词，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清代学者戴震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美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
——摘编自陈振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
材料二 晚明的学士很欢喜干政，不过太无常识，所言论的与实际政治相隔太远。流寇遍地，有人主剿，有人主抚，一讲到方法上便目之为支离了。所以是一无实际。明末的士风这样，所以为清初学者的晚明遗老都有一种觉语。顾亭林便是其中之一个，他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我弗敢知也。”
——摘编自王桐龄著《中国史》（下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亭林的观点，并简析其提出该观点的原因。
材料一 北宋因大力强化征调体系开拓工商业财源，整顿两税收入，财政汲取能力较唐代大为提高。尽管北宋实行募兵制，财政支出远超唐代，但仍得以较好地维持了军费、官俸等财政支出，保障了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行。同时，北宋以更为周密和积极的财政举措在社会治理方面建立了多项新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与之相伴的是地方财政压力和民众赋税负担不断加重。在北宋前期，军队和官僚数量尚未膨胀，财政征收及中央对地方财权的收夺尚不严苛。但北宋后期，收夺地方财权的手段－无额上供钱、经制钱及各种封桩钱花样迭出，地方财政日陷窘境。这种趋势从北宋后期到南宋不断加重，最终虽不至于如朱熹所说路州都明谕下级“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但地方财力的确在不断弱化。
——摘编自黄纯艳《北宋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
材料二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这次统一财经工作，主要是在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的管理等方面将过去一些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统一财经的主要内容为：在财政收支方面，实行统收统支，将财权集中于中央；在商业贸易方面，规定各地国有贸易机关及企业的业务范围和物资调动，使其均由中央贸易部统一指挥；在工业方面，将国家所有企业，按重要程度及规模大小，分三种办法管理；在金融方面，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调度总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除对外汇实行统一管理外，还对所属分支机构及其他国家专业银行的存贷负有指导监督责任。1951年5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及《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等文件，重新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限。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财政体制与新中国初期财政体制的异同，并说明新中国初期财政体制建立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财经的影响。
材料 中国封建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与开发肇始于秦。秦惠文王赢驷灭蜀后，就以蜀为基地，开始经营西南夷。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发西南夷。除了开发交通以外，秦王朝还在西南夷部分地区设立了郡县，“诸此国颇置吏焉”，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经过26年的锐意经营，汉武帝在广大西南夷地区先后建立了十七个郡，对当地的治理是通过部族长实行间接统治，即所谓“羁縻之治”。汉代这些富于开创性的民族治理方略，不仅推动了南方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促进祖国西南边疆的统一，加强汉族与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龚德全《秦汉时期“西南夷”社会的历史状况及其开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武帝经营西南地区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经营西南地区的影响。
材料一 下表是兴趣小组在研究唐宋变革时搜集整理的西汉至宋辽金时期节妇烈女对照表。
| 朝代 | 西汉 | 东汉 | 魏晋 | 隋朝 | 唐朝 | 宋辽金 |
| 节妇烈女数量 | 1 | 21 | 40 | 16 | 54 | 94 |
——摘编自汪玢玲《中国婚姻史》
材料二 对于唐宋之际诸多社会变革的评估，国内有学者认为，“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
——摘编自李华瑞《唐宋变革论与唐宋之际的变革》
(1)兴趣小组为什么要搜集、研究材料一？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有关史实，以“唐宋变革”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