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的，制度自身自有其惯性。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如官僚的选任，新中国成立之初通常会“急于选拔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位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又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深层原因。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化”提炼出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叙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郡内设置“监”这一官职。汉初，各地方不定期派遣御史去监察。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则"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縻间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颁布“推恩令”，还三次大规模地出击匈奴，使匈奴远遁漠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这样，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基本摆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纯监察制度是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察州制，故清顾炎武称"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二 东汉建立之初，为迅速消灭割据，加强地方军政协调统一，以应战时需要，光武帝往往拜心腹重将为州牧（刺史），或委任原割据势力头目为州牧，以笼其心，祚其力。因战时经济政治的需要，光武帝还扩大了州牧对地方政务的参与权，并且自光武帝时，州牧在政务上也领导了郡守。不过，刘秀令州牧统兵、领郡县乃为迅速平定各地军阀割据混战之需要，其后，"遂罢州牧，复置刺史"，然光武及继承者在剥夺州牧军权的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其行政权力，乃至后来又不得不在一部分乱州重新委任刺史领兵作战。这一时期，刺史、州牧虽有反复，但无论是州牧，还是刺史，其主要职能乃是地方官之治州抚民。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内亲民政，外领兵马”，势大权重，跨州连郡，割据混战。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实行刺史制度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归纳汉代刺史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汉初的诸侯王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实际上相当于独立的小朝廷。起初，诸侯王的官员中只有丞相以上才由中央政府配置，御史大夫及诸卿都由诸侯王任命。在全国的大约五十四个郡中，诸侯王占了三十九郡，而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十五个郡。这些藩国原本“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此时则“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或与朝廷分庭抗礼，或欲问鼎皇室，成为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等七国举兵反叛。被周亚夫等中央政权军事力量击败。汉武帝时，“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解决了藩国对中央的威胁问题，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巩固。
——摘编自龚书铎《中国社会通史》
材料二 元初，行省只是朝廷中书省为某地区军事征伐而临时派出的机构。随着元帝国疆域的扩大，朝廷直接控制数百个路和直隶州困难较多。于是，元廷相继在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设置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后来又将其固定下来，作为朝廷控驭路府州县的得力工具，行省长官由皇帝和中书省宰相选任。在行政、军事方面，行省要分别受中书省、枢密院的节制，重大军政事务必须随时上报朝廷，平时还要受以御史台为首的监察官的监督。行省长官须按照朝廷命令互迁镇地，并履行入觐述职等义务。而行省官员中实行的多名官员群体负责制，又可以使行省长官相互牵制，避免行省坐大割据之祸。
——摘编自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颁行推恩令的背景及实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代行省制的影响。
材料一 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开地斥境……（地 方分为）凡十三部，置刺史。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
材料二 （宋太祖）数遣使者分诣诸道，选择精兵。凡其才力伎（技）艺有 过人者，皆收补禁军，聚之京师，以备宿卫。厚其粮赐，居常躬自按阅训练，皆一 以当百。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支， 致治于未乱故也。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
材料三 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其最亲近扈从（皇帝出巡时护驾侍从）者，号诸班直……余皆以守京师、备征伐……太祖鉴前代之失，萃精锐于京师，虽 曰增损旧制，而规模宏远矣。
太祖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 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惰。
——[元]脱脱等《宋史·兵志》
材料四
| 创办企业 | 心愿口号 | 善举 |
| 1873 年，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创 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是近代中 国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机器缫 丝厂。 | “ 还哺祖 国” | 开米铺和药铺，赈济贫民、赠 医送药；办义学教育农家子 弟；捐巨资兴修水利工程、道 路等 |
| 1898 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 大生纱厂，厂名取自《周易》“天 地之大德曰生”，是中国近代著 名的民族资本企业。 | “ 实业救 国”“制造 之业，莫重 于钢铁” | 创办师范、农科、商业、纺织等 学校，兴建博物苑、剧院、公园 等公共设施等。 |
材料五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摘录（1941 年 5 月 1 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 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 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 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朝和汉朝国家管理制度建设的表现及其影响。
(2)指出材料二材料三的史料类型。依据两则史料归纳北宋初年统治政策调整的举措。
(3)请任选表中一位实业家，结合时代背景简要说明其家国情怀。
(4)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纲领”制定的目的和背景。
材料一 北宋因大力强化征调体系开拓工商业财源，整顿两税收入，财政汲取能力较唐代大为提高。尽管北宋实行募兵制，财政支出远超唐代，但仍得以较好地维持了军费、官俸等财政支出，保障了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行。同时，北宋以更为周密和积极的财政举措在社会治理方面建立了多项新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与之相伴的是地方财政压力和民众赋税负担不断加重。在北宋前期，军队和官僚数量尚未膨胀，财政征收及中央对地方财权的收夺尚不严苛。但北宋后期，收夺地方财权的手段－无额上供钱、经制钱及各种封桩钱花样迭出，地方财政日陷窘境。这种趋势从北宋后期到南宋不断加重，最终虽不至于如朱熹所说路州都明谕下级“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但地方财力的确在不断弱化。
——摘编自黄纯艳《北宋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
材料二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这次统一财经工作，主要是在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的管理等方面将过去一些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统一财经的主要内容为：在财政收支方面，实行统收统支，将财权集中于中央；在商业贸易方面，规定各地国有贸易机关及企业的业务范围和物资调动，使其均由中央贸易部统一指挥；在工业方面，将国家所有企业，按重要程度及规模大小，分三种办法管理；在金融方面，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调度总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除对外汇实行统一管理外，还对所属分支机构及其他国家专业银行的存贷负有指导监督责任。1951年5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及《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等文件，重新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限。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财政体制与新中国初期财政体制的异同，并说明新中国初期财政体制建立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财经的影响。
材料一 汉代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随着政治制度的建设、经济实力的恢复等，众多的民族成为多民族国家的一分子，《史记》《汉书》等也应运而生。书中对各民族历史文本的编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少数民族成了开发、建设边疆的主体，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特别是汉代的边疆治理为后世中国的边疆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系统记述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文本所蕴含的思想意识，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凝聚力和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内生动力。
——摘编自王文光等《汉代边疆民族与国家发展关系研究——以民族历史文本书写的视角》
材料二 随着顺治帝在北京登基，他正式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而后清政府迅速接管了明朝疆域并继承了其统治秩序，实现了“大清”即是“中国”的角色转变。康熙帝重视落实各项文化工程官方着手编修史籍。其中的《大清一统志》（以下简称《一统志》）为确立国家疆域界线，构建国家的疆域一统观，甚至为消解“华夷之辩”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一统志》专设“外藩蒙古统部”，将边疆地域纳入“大一统”疆域范围，从观念世界中构建了新的疆域版图，实现了真正的“大一统”。乾隆中期，清代疆域达到极盛，续修《一统志》昭示了疆域“一统无外之盛”，继续塑造了中国疆域广阔的空间观念
——摘编自李金飞《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朝史书中民族历史文本编写的背景及其在民族国家构建方面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大清一统志》编撰的意义。
材料 汉朝沿用的是秦朝的钱币，到了汉武帝时期，钱币越来越多。诸侯国有铸造钱币的权利，民间有的人私铸钱币。还有些不法分子盗铸钱币，而货物赶不上钱币的增量，因此出现了通货膨胀。在景帝的时候，虽然朝廷镇压了七国之乱，但是诸侯国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势力。而钱财是诸侯国最为重要的对抗中央的资本。汉武帝推行币制改革后，诸侯国的财政受到了中央的控制。汉武帝时期，在外面，汉朝多次同匈奴进行决战，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国库空虚，而地方上的诸侯和富豪却积累着大量金钱。汊武帝推行币制改革后，稀释了地方上的财富，使得中央在财政上得到了恢复。同时统一钱币制度，方便钱币使用。汉武帝在公元前113年颁布法令，收回了郡国的铸币权，改由中央政府铸造统一的货币。中央政府铸造的就是三官五钱和上林三官五钱，这种钱币工艺精良，铸造成本高，民间很少有私铸与盗铸的情况发生。这种钱币也为以后的朝代所借鉴。
——摘自《百度文库》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币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历史意义。
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乡村治理形态发生变化的原因，并说明近代乡村建设试验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秦郡设守、尉、监。守、尉秩二千石，监即郡监御史，由御史大夫下派。三长吏的治所分离，所主机构均称“府”，形成三府并立格局。秦县行政组织已形成曹、官两分架构，秦县廷设曹，由令史直曹从事文书处理工作；县下设仓、库、司空等机构管理具体事务。列曹文书须以县廷名义下发，曹、官在业务上存在对口关系，但也因需而变，时有协作。县下属机构定期制作所在机构“计”书，并根据要求上呈县廷。与之相应，县、郡也定期将核心治理信息汇总呈报上级官府，以便上级掌握政情及开展管理，并据此对下级进行考课。
——摘编自孙闻博《秦汉制度具有作始之功》
材料二 秦汉之际，“裂土分封”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楚汉战争中处于劣势的刘邦为了摆脱困境争取主动，只得满足几支重要军事力量的首领裂土封王的要求。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后，裂土分封已成定局，但他仅仅把分封作为通向最高权力-皇帝宝座的桥梁。这样汉高祖在自己直辖区域内实行郡县制，在诸王的既得疆域内实行分封，郡国并行政体初步形成。然而，这些诸侯王拥兵自重。为了确保皇权，刘邦晚年以种种借口剪除异姓王势力。汉初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这种思想难以作为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在剪除异姓王势力的同时，刘邦又分封同姓子弟为王，但对他们采取限制措施。汉初对同姓王的分封，标志着郡国并行政体的确立。
——摘编自巴新生《汉初郡国并行政体试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中央管理地方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初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并说明其实行原因。
秦汉帝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之一大变，实现了政治大一统，也推动了族群整合。钱穆提出秦统一推动了“中国民族之抟成”；范文澜从共同语言、地域、经济、心理特征四要素论证了“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
材料一 “国人”本指西周春秋时期的列国统治氏族；至战国，随着列国内部的人群凝聚，“国人”内涵转变为一国民众。兼具政治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国人”意识，也随之形成。秦并天下后，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整合“诸夏”，推动六国故民“秦人化”，力图塑造新“秦人”认同。这一举措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秦法与六国旧俗的冲突，以及秦帝国塑造认同方式的强硬，激起了六国故民的故国之思和反秦情绪，最终造成秦帝国的崩溃和新“秦人”认同的瓦解。
材料二 汉朝作为真正意义上国民身份认同感产生的朝代，其意义在整个历史上无可取代。在此之前即便秦统一六国，但原先六国民众并不认同自己秦人的身份，反而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在各自内心上，齐国以齐人自居，楚国以楚人自居，虽然秦始皇进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改革，但原先各国民众的内心隔阂却没有同化，正是在这种貌合神离的情况下，秦始皇以个人威权维持了表面的平静。这种局面不仅秦朝没有解决，连汉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完全解决，直到汉武帝的出现。汉武帝最大的成就就是在前面皇帝的基础上，彻底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侵扰问题，致使汉朝民众民族情绪高涨，自我认同得到质的飞跃，从此汉朝国民不再以原先七国属地自称，真正意义上完全以大一统的国名为自我身份认同，凡天下汉朝国土之所在，皆为大汉臣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秦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推动六国故民“秦人化”的举措。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造成秦帝国的崩溃和新“秦人”认同的瓦解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凡天下汉朝国土之所在，皆为大汉臣民”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