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 北宋初 (960年) | 景德 (1004-1007年) | 皇佑 (1049-1053年) | 南宋庆元 (1195—1201年) |
职数(人) | 五千 | 一万多 | 两万多 | 四万余 |
A.专制制度不断强化 | B.乡村基层治理增强 |
C.统治范围日益扩大 | D.世家大族荫袭严重 |
A.强化专制皇权 | B.解决王国问题 | C.提高地方效能 | D.完善监察机制 |
A.官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B.加强中央政府权力需要 |
C.分化事权强化中央集权 | D.科举制扩大了官吏来源 |
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乡村治理形态发生变化的原因,并说明近代乡村建设试验的历史作用。
A.行省制确立对后世影响深远 | B.注重维护国家统一局面 |
C.加强军事管理疆域不断扩大 | D.逐步完善中枢权力机构 |
A.元朝以郊祀彰显正统 | B.蒙汉文化已深度交融 |
C.统治者服膺中原文化 | D.元朝用郊祀笼络人心 |
A.保障了西南长治久安 | B.维持了国家统一的局面 |
C.削弱了西南藩镇力量 | D.体现了务实经营的特征 |
8 . 元代学者虞集指出:“中书省以治内,行省以治外。”行省除了有地方行政权外,还兼有军政与财政大权,即行省可统辖地方军队,地方财税亦可自留三成于本行省。由此可见,元代行省制( )
A.造成了元末社会动荡不安 | B.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
C.加强了对全国各地区管辖 | D.体现了中央高度集权特点 |
A.地方行政层级的调整 | B.郡国势力的不断坐大 |
C.镇压地方叛乱的需要 | D.铲除外戚势力的斗争 |
材料 在宋朝行政体制中,向有“州郡为本,县为末”的理念。北宋徽宗以后,县赋税负担沉重,士人多不愿出任县令之职。南宋与金对峙过程中,众将领兼领地方诸路财权,分割朝廷在地方的财利,逐渐形成地方财政分权的严峻局面。南宋绍兴六年(1136),宋高宗下诏选浙西十四县、浙东九县、江东八县、江西四县、福建四县和湖南一县,合称“四十大邑”。四十大邑的知县多由政事堂直接任命,并给予其州通判的待遇。以此为契机,政府明文规定“不任县令不除(担任)监察御史”“初改(提升)官人必作令(县令),谓之须入”,并禁止在县一级增税。此后,县级行政逐步作为南宋官僚群体施展抱负的晋阶之地。秦汉以来以郡为地方行政中心的状况逐渐改变。
——据吴业国《南宋“四十大邑”考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四十大邑”改革内容的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宋“四十大邑”改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