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光元年，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后，郡国每岁荐举孝廉，由朝廷加以考核，任命为官，成为定制。

——据阎步克《汉选官制变迁史稿》

材料二   到了东汉末年，地方门阀士族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滋生了种种腐败现象，即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曹操在北方稳定统治后，急需人才。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建议后，开创了九品中正制，这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

——摘编自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研究》

材料二   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一 （魏征说）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乱代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吴兢《贞观政要》

材料二 中国传统政治，既主选贤与能，为何不想出一种皇帝公选的制度来呢？这亦有它外在客观条件之限制。在贵族政治下，皇位容易公选，小国寡民城市国家的皇帝，也易公选。中国自秦以后，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上又没有特权贵族存在，散漫的一千几百个县行政单位，居民多数在农村，皇帝公选无法推行。有一个举国共戴长期世袭的元首，国家易趋安定。只求他不太作恶，利害两权，而容许一个世袭皇室之存在，这不能说是全由于皇帝方面之压力，也不能说是全由于人民方面之奴性。这尽可有一个较近光明的看法，较近情理的说法。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   魏晋以后，门阀政治影响及于选才，“高门华族，有世及之荣；庶族寒门，无寸进之路。”隋唐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员，扭转了这种局面。惟科举设进士、明经诸科，”进士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一诗一判，定其是非，适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天下士子以科举为唯一出路，科举遂成教育重心。

——改编自《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等

材料一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唯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隋唐开始的科举始终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自隋唐以后，各代“大小之官，悉听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身于官僚、贵族的行列。这样一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也就必然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摘编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三　大概从公元200年到500年之间，全球气候发生变化，与以往相比各处都变得更为寒冷，在中国北方地区寒冷气候出现得更早……由于气候改变的关系，草原上的民族慢慢地向南移动；核心地区的汉人，也许因为人口增加，也许因为南方土地肥沃，也慢慢向南移动……大量的北方族群侵入南方……改变了中国本来的人口结构，同样，中国北方原来的人口在骨牌效应下，也一波一波地不断南侵，改变了南方的人口结构。

材料一   宋代统治者对科举考试非常重视，宋太祖决定在殿上举行复试，加在省试之上，使科举取士变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逐级升考拔录，比较严格。逐渐取消了唐代以来举士时在品行、职业、服纪等方面的限制。宋太宗定制，举人若与考官有亲戚关系，则别置考场考试。王安石任宰相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内。

——摘编自贾志扬《宋代科举》

材料二   18世纪以前，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任用方式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而科举制实行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开取士，惟才是举。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科举考试制度标榜和体现的“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特性。在西方社会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时期……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奎奈还曾直接主张欧洲引进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同时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因此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并受到赞誉……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材料一：宋代大批官员的主要来源是科举。唐代已经实行科举，但被门阀贵族操纵，取士很少。北宋初年，科举向文人广泛开放，即使“工商、杂类”及其子弟，只要有“奇才异行”也可应试授官，甚至僧、道有时也可应试。宋太祖时取士较为严格，朝廷下令：考试及第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以防止形成宗派。进士及第要经过皇帝亲自“殿试”考选，从此成为定制。殿试后并在殿前“唱名”，由皇帝“赐及第”。宋太宗时，录取人数逐渐增多，一科进士可多到三、四百人，诸科多到七、八百人。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明代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明初科举会试取士中分为南、北两榜分别录取。宣德、正统年间，又分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后来，虽在比例上有所增减，但其制不变。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

材料一     随着门阀世族的衰落，九品中正制在开皇年间被隋文帝废除，改为主要通过察举选拔官员。唐人杨绾云：“近隋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优试策而已。”……秀才、明经等科是由察举转化而来，进士科为新设科目。

——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

材料二     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三     19世纪中期以后，英、美等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迫使政府必须增加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需要增设一些新的社会管理机构和一大批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的管理人员参与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旧有的人事任用制度造成了结党营私、任人唯亲、贪污腐化、效率低下等弊端，不利于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各国在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官考试录用制度。

——摘编自姚琦《略论西方主要国家文官考试制度》

材料一   纵观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发展趋势，其选拔范围在不断地走向扩大和开放，逐渐由统治阶级内部选拔发展到向全社会开放。隋唐时期，中国再度实现了大一统，创立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使封建政府可以从社会各阶层吸纳大量优秀人才进入各个管理部门。

——摘编自《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到18世纪末，英国官吏任用仍主要采用恩赐制、政党分肥制等。……19世纪大批有关中国科举制度的著作在英国问世。……1853年底英国政府颁布《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建议：确立考试任用制度，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文官…这些建议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直到1870年格拉斯顿内阁颁布新的政令，确认了报告中的基本原则并做了较具体的规定，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倪越《西方文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