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从宋明开始，科举制度的“糊名易书”法流行，清廷将其发扬光大。考生试卷统一交给弥封官，弥封官封起考生姓名、籍贯等个人信息，交与誊录生。誊录生将卷面答题内容如实誊写一遍，原始试卷存档，誊写卷交由阅卷官评卷。“糊名易书”法的实施（     ）

A．意在抑制门阀士族干扰科举取士	B．确保了科举取士的公平、公正
C．阻碍了社会各阶层间的人员流动	D．进一步推进了科举制度的建设

2 . 下表是唐宋时期常科设置情况的变化表。这一变化有助于宋代（     ）

唐	北宋前期	北宋中期以后
秀才	进士	进士
进士
明经	明经
明法	诸科
明书
明算

注：明法科主要考查专门的法令知识，明书科的考试内容以文字学为主、兼及书法，明算科用以选拔数学专才

A．提高人才的选拔标准	B．遏制地方的割据势力
C．士大夫文化素养提升	D．规范科举录取的途径

3 . 唐代出现了以山林、寺院为中心的大规模的民间讲学组织——书院，书院不但有名师,有图书，有学舍以居诸生，而且有仓縻以给诸生。这说明唐代（     ）

A．私学教育繁荣

B．科举取士的衰落

C．教育体系完善

D．社会教育多样化

4 . 宋景德四年（1007）《亲试进士条例》规定：“试卷，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元祐年间苏轼知贡举，本欲录取门生李廌，但李廌却名落孙山。对此，苏轼曾作诗云：“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由此可见当时（     ）

A．科举受到新旧党争的影响	B．科举竞争日益激烈
C．科举取士被权贵阶层垄断	D．科举制度更加完善

5 . 唐太宗至唐高宗前期，官学鼎盛，私学不显；从开元、天宝年间迄于唐末，具有应试倾向的私学广泛发展起来。这一变化得益于（     ）

A．选官制度的发展	B．诗歌创作的鼎盛
C．社会阶层的流动	D．官学地位的衰颓

6 . 唐朝的科举取士中，试诗的科目非常少，而试“策”的科目较多：秀才科试“方略策”，进士科试“时务策”，明经科试“经义策”，其他明法、明算等亦各试相关学业之策。材料表明唐朝（       ）

A．关注官员的治国理政能力	B．注重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
C．扩大官僚政治的社会基础	D．试图调整人才选拔的方式

7 . 西汉察举制下已经出现了秀才、明经等考试科目。隋朝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后增加经世致用的考查内容，最终形成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并立的选官制度。这主要有助于隋朝（     ）

A．打击地方势力

B．强化儒家教化

C．形成向学风气

D．选拔实用人才

8 . 在宋代，皇帝叫官家，丈夫叫官人，顾客叫客官，观众叫看官，几乎弄得无人不官。这种官本位（以官员身份为价值标准）社会文化心理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宋代（     ）

A．科举制的发展	B．儒学成为官方哲学
C．官员数量众多	D．社会身份趋于平等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标准，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除夏商周时期是以血缘为唯一标准外，其余大部分时期，德与才都是文官选拔标准的主旋律。夏商周三代官吏的选拔范围严格限制在血缘关系之内，他们遵从的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官职高下的“亲贵合一”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国纷纷摒弃以血缘为标准的选拔制度，打破了贵族制人事制度下的等级界限，使一些有才能而出身卑微的人得到重用。隋唐时期，创立了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入宋，工商杂员子弟亦被允许报考，甚至僧侣道士也能应试。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孙中山认为，治国关键在于选拔和任用官员，国家机关是由大小各种官吏管理运转的。官吏的好坏称职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管理的成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常任文官制，一般只对普通文官即“下级官吏”实行考试，而“委任官”亦即政务官则通过直接选举或委任制产生，这具有严重缺陷。实行考试制度，不仅能保证人民选用德才兼备的“专门家”组成国家官吏队伍，且符合中国国情和传统。在孙中山看来，考试是实现平民政治、平等政治的美意良制。考试以其公平性在形式上为无论贫富贵贱的人提供了一个均等机会，特别有助于社会底层成员通过努力读书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改变自己的地位。

       ——摘编自魏春明《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文官选拔制度的变化趋势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孙中山力主考试选用官员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一个国家文官选拔的因素。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政治性”和政治利益成为他们的首选。于是，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摘编自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材料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礼治”的关系。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的主要途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士大夫阶层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