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代科举考试中，杭州所属各县平均状元数相当于全国每县（或卫）平均状元数的约18.32倍。

明代钱塘人何伦，“稍长读书，至古人忠孝大节，辄抚几而叹。父病，不解衣侍汤药者五阅月。”明代钱塘人刘均美，“读书通大义，性孝友”，洪武间以闾右（富豪）徙实京师，“仍以医行”，“售药不二价”，“又喜施病而贫者。”明代杭州人诸让，曾官吏部员外，“清介持正”，遇人馈遗，“辄厉声曰：‘若谓天下无关西汉子耶？’…凡权贵造请，一概峻绝”。

崇祯初，明代杭州科学家李之藻刊行《天学初函》，收入晚明入华耶稣会士所传来的哲学和科技论著20种。《杭州府志》记载杭州人许胥臣，参照传教士带来的“西书”写出天文著作《盖载图宪》。

《钱塘县志·纪制》记载着明代杭州人祭祀抗倭阵亡者之事，载：“忠烈祠在棲霞岑（位于杭州西湖畔）东，祀嘉靖三十二年御倭阵亡陈善道、吴懋宣……。褒忠祠在棲霞岑西，祀游击宗礼，指挥邵昇、姚泓、于岳，御倭阵亡，嘉靖三十七年总督胡宗宪请于朝建祠。”

一一南炳文《明代杭州人的四个亮点》

材料一   宋太祖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着力拉拢士人。宋太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地开科取士，广泛吸纳读书人参与宋朝政治，激发了宋朝人读书求学的热情，社会上兴起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学校教育随之大兴。宋仁宗时初步恢复了从太学、国子监到州、县学的官办教育。到宋徽宗朝，在学人数有二十一万余员。民间创办的私人书院在宋朝也大行其道，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教育还出现了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南方的文化教育逐渐发展起来了，南方读书人考中科举的人数也大大超过了北方，这种现象甚至一度引起了北方官员的不满。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大都围绕科举考试来安排教学，故其教学内容偏重经学、诗赋，铸就了中国应试教育的传统。发达的宋代教育，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局面的出现做出了贡献。

——摘编自陈振《宋史》

材料二   晚清时期虽在兵燹之中，却相当重视教育对于富国、强国的积极作用，进而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某种程度来说，晚清时期的教育比社会一些其他领域更早地踏上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晚清时期，教育近代化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国，从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教育近代化的被动性，变革是非系统且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的演进，既有传统文化的自觉，也有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由于无法真正地充实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学为体”便聚焦在维护皇权统治上，而非造就新人；“西学”在教育上的内涵、外延日益丰富，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演变。“中体西用”的宗旨面临着“体用不二”的挑战，近代化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也产生了伦理危机，对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提出了挑战。道德体系及道德教育模式解构与建构的乏力，从社会伦理关系上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摘编自戴红宇、张荣伟《论晚清教育的变革与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