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估计，古希腊城邦的面积在50至100平方公里之间，公民人数在625至1250人之间。亚里士多德说：“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之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在城邦内，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公民可以不同程度地参与讨论和决定城邦内政、外交、诉讼、立法和选举公职人员等事务，此外公民也可以担任公职。在希腊人看来，有了城邦，就有了公民个人的一切。不仅妇女、儿童和奴隶被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被释奴隶或者从希腊其他城邦移民来的自由人及其子女都被视为外人。农业是城邦的经济支柱，是公民的命脉。在希腊城邦中，城市和农村之间尚未形成明显的对立。
——摘编自杨共乐《古代希腊城邦特征探析》
材料二 在中世纪的西欧，每座城市都建有完全封闭的城墙，并严格把守城门，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外敌，另一方面是用来将它同周围的农村分离开来。中世纪的城市是一个自治团体，形式上，城市的自由是通过城市同封建领主之间订立的宪章或条约来确定的，城市必须向封建领主纳税，但后者放弃了对城市的统治权和司法权，“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中，市民是享有公民权的城市居民，市民的公民权赋予了他们参与城市事务和城市管理的权利。古代原始社会、古典社会乃至基督教义中传承下来的平等、自主、理性等观念，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建立。
——摘编自徐芳亚《浅论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历史条件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城邦的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希腊城邦相比，中世纪西欧城市有何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兴起的原因。
材料一 希腊半岛绝大部分的土地山岭纵横，群山分隔成面积较小而分散的小平原，且土地极为贫瘠。“河流最长不过100多公里。大海也一平如镜，且到处望得见海岸和岛屿，丝毫不令人害怕。分割零碎、自成一统的小平原为城邦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因此，有利于形成一个个天然政治单位的地理特征促使希腊城邦确立。……每个城邦辖地不过百里，人口不过数万。各城邦从建立之初便十分珍视独立自治，也没有任何一个城邦具有征服其他城邦的绝对实力。
——摘编自张慧、张文伟《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特殊性分析》
材料二 值得反思的是，基于民主对话精神而创造古代政治制度辉煌的雅典民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自身明显的局限性。参与雅典民主的公民构成有着十分强烈的“排他性”，妇女、奴隶、外邦移民被排除在雅典民主殿堂之外。在苏格拉底的印象中，雅典的公民大会是由一帮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构成的，“用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而在这些事情上如果做错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的错误要轻得多。”
——摘编自张三夕、邹明军《从城邦对话到代议制政治》
（1）根据材料一，指出影响古希腊城邦形成的重要因素及城邦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局限性的表现。
材料一 在古代，没有哪个民族比雅典更重视自由演说，希腊文明与演说自由密切相关。在雅典，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演说家通过自己的雄辩才能，宣扬民主、自由，赢得多数人民的支持，完成自己民主改革的使命。由于雅典公民大会议事时留给演说家的时间并不多，因此，能够在公民大会上演说的演说家也只能是少数被人们信任的人。这些人往往成为城邦事务的实际领导者，利用人民的信任推行公民大会的决议。虽然演说家的出现往往招致反对派的不满，但他们作为城邦政治的李生物，却能够积极维护公民的权利，捍卫城邦的政治地位，并使雅典公民大会一直对寡头政治取向心存警惕。
——摘编自杨巨平王志超《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材料二 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领袖往往也是军事将领，雅典将军普遍参与政治活动。公元前4世纪时期，将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趋减弱，公民大会受到演说家的控制，演说家成为政治上的活跃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伯里克利是雅典将军参政向演说家参政的转折点，在伯里克利之后，雅典将军与演说家在政治上逐渐分离，演说家与将军区分十分明显。演说家的出现符合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演说家是雅典民主政治始终都存在的传统。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及公元前4世纪的战争，虽然给雅典将军提供了展示军事实力的舞台，但长期的海外作战，也割断了将军与政治的关系，雅典政治领袖逐渐由将军向演说家转变。
——摘编自晏绍祥、张岩《“沉默的”将军：古典时期雅典将军参政情况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雅典演说家对城邦政治发展的贡献，并指出其体现的雅典民主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治领袖身份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 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是古希腊各城邦，国家观念也随之出现。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神学国家观逐渐形成，教会提出国家存在是因为人有原罪，国家是减轻原罪所必须的安排，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用社会契约论来阐释自己的国家观念。霍布斯认为人生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恶意的，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契约，每个人都同意把权力和力量转让给主权者，从而形成国家。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否则人民将有权革命，强调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和分权。
——摘编自马文·佩里《西方文明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世界史所学知识，围绕欧洲历史上的“国家观念”，自拟论题并加以阐述。（要声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材料一中国人所谓的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和热爱，并自觉承担共同体的责任。它的核心是家与国相贯通，强调爱家向爱国的纵向提升。本质上是一种情感认同、价值观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民族认同。在传统的家国同构格局下，家庭、家族与邦国的组织结构一致，个人、家庭、家族、邦国、天下形成一个等级序列，每个个体与层级具有固定的角色和功能。君主由治家而及于治国，用治理家族的方式来管理国家，逐渐成为朝廷和国的代表，忠君即爱国就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在构成国的千千万万个民众之家，以父为最高管理者，孝为最核心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在家族管理方式上效法帝王之家，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
——摘编自张倩《从家国情怀解读国家认同的中国特色》
古希腊的家庭是城邦生活的最小共同体单位，家庭的代表是父亲，即使是儿子的债务也要算到父亲身上，若是有一个出色的儿子则显示了父亲的幸福。在家庭内部，父亲是家庭的创立者，给家庭带来荣誉和处罚，维护它的正义和正确，对家庭成员有绝对的控制力：可以发表命令支配他人。儿子作为城邦的延续者，一方面要顺承前者，另一方面则总悖逆父亲，逐渐从父亲手里接过家庭的掌控权，之后还要孝敬赡养父亲。由于希腊城邦的高度发达，它在方方面面相对其他政体具有优越感，并继续巩固维持自己。这个过程需要所有公民同心协力，为此需要使每个家庭能够和睦相处，并将城邦的意志贯彻到家庭的意志中去，父亲就负责执行这一职责，即教育后代，防止有人引诱他们学坏。而家庭的存在就在于提供一个较小的、亲近的环境给城邦的青年以成长空间，最终让他们为城邦服务。
——摘编自《古希腊和基督教家庭观比较》
材料二《大公报》载文说：“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人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今天）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
——晏阳初《农民抗战的发动》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国家观念与古希腊家庭城邦观念的不同，并分析其对各自文明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分析推动中国古代家国意识向近代民族主义演进的因素。
材料 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与相爱之情……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从材料中提炼出一个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并进行论证。(要求：观点不能简单重复材料信息，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材料一 希腊人是从根本不同的概念出发去理解和实际承认国际法主体的。这些概念的基础是将城邦视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单位，只有自由出生的本国公民才是城邦的成员。只有他们才享有充分的权利，然而也同样要对祖国的命运承担责任。
——摘编自万震《古希腊国际法人本制度的缺失与反思》
材料二 每年一度的不满意刚试，目的就是要阻止任何人成为太受欢迎的人，阻止像屁希特拉图这样的人，企图利用公民大会作为其成为僧主的台阶。每一年，推典人投票放逐一人达10年之久，这是一种预防犯罪的处罚。
——摘编自伊恩・莫里斯《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
材料三 公民大会10天召开一次。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每天可得到2个奥波尔的津贴，但这仅够一人一天的伙食费。广大从事小块土地生产的公民，不可能不顾农时，经常去推典城参加公民大会。只有3000多富有的奴隶主才能经常参加公民大会，有效地行使民主权利。
——摘编自侯献瑞《论古代推典的民主政治》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古希腊社会政治生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不满意测试”是指什么？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弊端。
（3）根据材料三，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