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礼”在中国固有法系的观点上，除去其为道德的规律及当代社会意识的结晶以外，就是最早的政事法和民事法。就“民事法”部分，礼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就内容而言，礼不仅有“定分止争”的作用，而且还肩负“导人向善”的使命。梁启超言：“‘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以为礼的作用可以养成人类自动自治的良习惯，实属改良社会的根本办法，他主张礼治的主要精神在此。”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对中国的法律作了这样的评价：“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

——摘编自马小红《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法”智慧》

材料二   罗马帝国时代的法学家认为“公法关乎罗马国家秩序，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罗马史》指出：“对罗马人来说，法律首先不是如同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并非国王对于所有成员发布的命令，而首先是构成国家的各权力代表以说明和反驳的方式所缔结的契约。”从一开始，罗马法就打着鲜明的契约烙印，正是这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某种隐性契约关系，而非国王对臣民的命令，才是公法私法区分的逻辑起点。公法所调整的行动，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而私法调整的行动，则依照当事人自身的意愿进行，它顺着自由的自生自发秩序在合作中扩展，这或许正是辉煌的罗马之秘诀所在。

——摘编自萧瀚《罗马法一权力边界观念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