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621年，面对贫民与贵族的激烈斗争。德拉古采取高压手段维护社会的稳定，依照习惯法编制了一部极其严格的成文法。公元前594年，梭伦以“德尔菲”的名义为雅典立法，并制定了具有民主性质的法律，他强调法律和秩序则是城邦的最大幸福。克利斯提尼继梭伦之后，为雅典实行民主政治彻底扫除了障碍，把雅典的法治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希波战争之后的雅典成为了古希腊的中心，受智者运动的影响，在伯里克利执政后期，当时的公民大会甚至发展成为集“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国家机关”，陪审法庭的陪审人员也可以由抽签选举的方式从公民团体中任意产生。

——据乔枫《论雅典城邦时期的法治社会》

材料二   英国的法治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在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下，形成了国王、封建主、教会、城市四极权力结构，使得有限王权在英国成为现实，并签署英国最早的宪政契约《大宪章》。他们认为这是祖先留给后代的遗产，后来在启蒙运动的带动之下不断完善和发展。虽同是封建制国家，但英国由于特殊外来力量的进入为其提供了改良或革命性的道路，这是欧洲它国所不能复制的。他们在国内的权力斗争中也拒绝任何激进的变革，把变革幅度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各种势力也从不将对手赶尽杀绝，而是尽可能对政权进一步控制，避免社会发生大的动荡。即使在议会力量逐渐强大之后，至今仍然保留了君主制的形式。

——据陈爽《试论英国法治文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