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政党之间的首次重大妥协与合作发生在1688年。1688年政变凸显了政党作用，以后历届国王不再漠视政党存在，屡加重用。在17~18世纪的英国政界，政治宽容成为反复出现的政策。通常，他们必须承认地方选区的投票结果，允准政敌出席议会，行使辩论投票结派批评政府的权利。这种“给出路、留后路”的做派逐渐构成了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准对等”的关系，营造了政党之间的政治宽容。19世纪责任内阁制确立后，英国统治阶级政党宽容关系达到了平稳协调的地步，甚至性格强硬的自由党党魁格莱斯顿与其强硬对手迪斯累里为“爱尔兰自治案”进行马拉松辩论时，两党其他要人和前排议员都能互相尊重，以礼相待。19世纪前期，英国执政党常将政党问题提高到宪政的高度，在国家治理、政治和谐的高度上作法律层面的论证，承认反对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治理方面互依共.存的“对等伙伴关系”。

——摘编自阎照祥《近代英国上层党派关系宽容化摭论》

材料二 民国初年，除了同盟会、共和党、进步党等少数党派有粗略的政纲外，绝大多数政党没有成文政纲，甚至根本就没有政纲。即使有政纲的党，它们的政纲也很不鲜明很不健全，缺少号召力，甚至彼此雷同。这使得各个政党因缺乏鲜明而独特的个性而无法反映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诉求，并且必然会使民初政党政治的运作成为缺乏基础的无本之木。政治上各政党不能平心静气商议国事，而是互相攻击，甚至彼此斗殴。这种缺乏妥协意识和政治原则的党争，忽略和耽搁了重要的政治事务，损害了议会制和政党政治，进而使政局变得更加纷乱，使人们对政党政治大为失望。各省还时常发生革命党人仇杀立宪党人，或者北京民国政府和立宪党人仇杀同盟会员的惨事，熟知政坛内幕的梁启超批评当时各党“以突灭他党为唯一之能事，很鸷卑劣之手段无所不能至”。各政党均只重视走上层路线，拉拢社会名流和中央、地方的实权派人物入党，而把那些终日劳作的亿万民众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选举时，各政党都把贿选作为一项不可缺少的手段，肆无忌惮地操纵选举，愚弄民众。

——摘编自徐昌义《民初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失败原因探析》

材料   从各国已有的现代化经验看，政治民主化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模式。它不仅依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诸如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等确立不同的政治民主化的模型，而且各国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可能一步到位，建立一个尽善尽美、万世不易的模型。以今天的美国政治去和二百年前，即使一百年前的美国政治相比较，我们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差别。如果人们无视政治民主化在各国的特殊性和阶段性，人为地追求某一既成的模式和超前发展，那么必定不能成功，甚者适得其反。

——摘编自马勇《重寻近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