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621年，面对贫民与贵族的激烈斗争。德拉古采取高压手段维护社会的稳定，依照习惯法编制了一部极其严格的成文法。公元前594年，梭伦以“德尔菲”的名义为雅典立法，并制定了具有民主性质的法律，他强调法律和秩序则是城邦的最大幸福。克利斯提尼继梭伦之后，为雅典实行民主政治彻底扫除了障碍，把雅典的法治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希波战争之后的雅典成为了古希腊的中心，受智者运动的影响，在伯里克利执政后期，当时的公民大会甚至发展成为集“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国家机关”，陪审法庭的陪审人员也可以由抽签选举的方式从公民团体中任意产生。

——据乔枫《论雅典城邦时期的法治社会》

材料二   英国的法治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在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下，形成了国王、封建主、教会、城市四极权力结构，使得有限王权在英国成为现实，并签署英国最早的宪政契约《大宪章》。他们认为这是祖先留给后代的遗产，后来在启蒙运动的带动之下不断完善和发展。虽同是封建制国家，但英国由于特殊外来力量的进入为其提供了改良或革命性的道路，这是欧洲它国所不能复制的。他们在国内的权力斗争中也拒绝任何激进的变革，把变革幅度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各种势力也从不将对手赶尽杀绝，而是尽可能对政权进一步控制，避免社会发生大的动荡。即使在议会力量逐渐强大之后，至今仍然保留了君主制的形式。

——据陈爽《试论英国法治文化的形成》

材料一   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议会的权力在缓慢地上升，这为政党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法国大革命加速了英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到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英国的两党制已经形成。两大政党所致力的社会目标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为了尽量保持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联盟关系。1832年后，迫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两党竞相改革、求生存的局面。1833-1834年，辉格党格雷内阁颁布了废奴法、工厂法、新济贫法；1835年，自由党墨尔本内阁颁布了市镇自治法。这些法律、法令的颁布，将英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推向了高潮。

——摘编自许洁明《论近代英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特征》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议会斗争、政党政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是从西欧和美国学来的，西欧与美国实行的是两党制和多党制，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想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短短几个月内，全国就出现各种政治党团200多个。在民国初年国会竞选中，各政党除了利用行政干涉、把持选举外，还竞相采用各种非法手段。以金钱收买选票是各党普遍采取的办法。1913年，过分相信合法的议会斗争功用的宋教仁遇刺身亡，预示着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制在民国初年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在中国，政党政治被严重地异化了——资产阶级欲以政党政治来保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保证其自身利益的实现，但结果却走向了反面——资产阶级没有得到政权，其政治利益也受到了严重侵害；又将资产阶级自身的弊病暴露无遗。

——摘编自程舒伟《论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