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起初多为列强强迫清政府所开，因此又被称为“条约口岸”，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王朝开始自开商埠，一种新型的通商口岸由此出现。

       由于通商口岸的作用与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害参半”，早期维新思想家和清统治阶层内部有一部分官员，一方面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另一方面借以杜绝列强增开更多条约口岸的要求，“隐杜觊觎，保全主权”“扩充利权，振兴实业”，提出将一些重要的商贸城市自行主动宣布开埠通商。甲午战后，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导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推动了清王朝自开商埠举措的实施。1898年4月，总理衙门上奏请开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为通商口岸。同年8月，清廷颁发“广开口岸”上谕：“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著沿江、沿海、沿边各将军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1905年为抵御沙俄的渗透，全面开放东北。据统计，清末中国自开商埠36个。民国时期又主动开设22个，到1924年中国自开商埠达到52个之多。在近代中国主权已经大量丧失的情况下，自开商埠虽然不可能在方方面面都能做到自行控制和管理，但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决策，半封闭的中国国门终于由中国人自己打开。

                                                                                ——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