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面对统治危机,中国并没有放弃内部的矛盾而达到一致对外,清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内部的安定,这便导致了中国近代外交陷入了双重困境之中。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外国公使进入北京,再随着帝国主义的强迫,中国向西方国家派驻了公使,这种一来一去在形式上有了互换使节的建制,但在根本上并没有平等可言,只是侵略者对清政府无理压迫的结果。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曾国藩等认为:外要和戎、内要自强。换言之,就是要在牺牲部分利益的前提下赢得时间,抓紧一切机会发展强大自己,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取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中国近代外交,是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一种缩影,这充分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清朝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卖国投降的屈辱行径,这在中华民族外交史上将是最可耻的一页。

——摘编自李胜臣《中国近代外交的特征及成因探析》

材料二   1949年1月至8月,在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中共直接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承旧约;二是重订新约;三是暂时维持条约的原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也表示:"新中国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指出订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

——摘编自沈志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

材料一   1864年上海租界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会审机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并由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会商组织正式法庭，通过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根据章程，会审公廨为中国的司法机构，由上海道台派一名同知主持……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到案者，必须由领事或领事派员会审。章程严格限制了会审公廨的管辖权和陪审官的权限。

1911年武昌起义后，由于会审公廊的满人谳员逃匪，驻沪领事团趁机接管了会审公廨并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改组，改组后会审公廨谳员由驻沪领事团任命，其菥傣亦由领亭团披给；司法管辖权限大为扩充；取消上诉程…….

民国政府成立后，中方多次要求会审公廨恢复到辛亥革命前的状态，这种努力在国人的请愿、上海总商会的推动及中外政府双方的照会上乃至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提案中都有体现。但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摘编自陈策《上海公共租界法权变迁问题研究》

材料二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修订新约运动，其中取消领事裁判权是一重点。南京政府与英美等国晨开多次谈判，于1930年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由会审公癣演变而来的上海临时法院，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初步协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声，1942年中英、中美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协议，直到1943年中国似乎从形式上脱离了领事裁判权制度的桎梏。

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案件管辖的法律成果凸显了国家主权的司法自治原则，使中国涉外法权回归正统。

——摘编自胡燕《中国涉外法权变迁史研究》

材料一   在秦、汉之前的早期文献中所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毫无疑问大多是传闻和想象。古代中国人有一种把空间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九州”以及周边，中国与“四裔”，或者是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的“五服”。它体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中国历史记载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二   道光年间，国门被迫打开，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逐渐受到关注，一些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陆续问世，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并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随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步步失败，关于世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巨变，仿佛在加速度地出现。早在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成立同文馆，就决定同文馆要设立“读各国史略”一科：1895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改革。在这种改革中，有关历史的观念，也终于进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   晚清中国近代海关设关地点与年代一览表

——摘编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

材料   马克思、恩格斯对两次鸦片战争的论述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

——摘编自《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英国人在克服了这些困难，逼近镇江城的时候，才充分认识到：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绝不缺乏勇敢和锐气。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遇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摘编自《英人对华的新远征》

划艇“亚罗号”所借以取得船籍登记证的那个法令，不过是一张废纸。然而即使依照这张不值一文的废纸，“亚罗号”也得不到它的保护，因为这只船已违背它所规定的条件，船的执照已经期满。可见，挑起冲突的法律根据不能成立。

——摘编自《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

材料一   重商主义原则极大地助长了英国人增强海洋霸权的欲望和信心，加快了构建重商帝国的步伐。英国先后于1651年和1660年两次颁布《航海条例》，使得英国确立重商主义理念，对外贸易得到发展，海上实力逐步增强。英国对荷战争的最初目标是打击荷兰的海外贸易，但是战争的结果却使它逐渐赢得了大西洋、波罗的海、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制海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使其能在对外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为英国工业经济实力增强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其增加军费投入、提升军备水平、发展具有全球辐射能力的海军舰队提供了充足保障，便于英国掌握最大限度的制海权。在此助推下，英国海洋实力大为增强，其主导的国际秩序逐步确立。

——摘编自张景全、吴昊《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后，国内有识之士编译出版的一些著作已经开始涉及海防问题。但译著整体还停留在“编译”阶段，即将西方国家的报刊著作进行摘录、改编和翻译。译员主要是来华西方传教士、中国官员以及幕僚，阅读群体也限于政府及军事机构的主要决策人和部分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海防著作翻译出版，覆盖面和影响力都比较有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清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天津机器局、江南水师学堂等官办机构事实上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军事研究机构，他们延揽中外人才，筛选有代表性和实用性的西方海防著作进行译介，服务于清政府海防建设的需要。1886年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机构翻译出版了《英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德国海军条议》和《俄国水师考》等多部重要著作，使得国人对于世界海军发展的主要动向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摘编自张瑞嵘、龙心刚《海洋强国梦的先声：晚清西方海防著作译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