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国家数以百计，常年在广州居住的外国人有10多万；当时的广州通海夷道”全程14000多公里，经过30多个国家，航线一直延伸到红海，可以说，广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通过“广州通海夷道”，外国使节、商人、学者、留学生、僧侣纷至沓来。为了招徠外商，发展外贸，增加经济收入，唐朝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机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在外国人聚居的“蕃坊”设蕃长一人，由外国人担任，管理蕃坊外国人的事务，招邀外商来华互市，发展外贸。古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明显的作用。它有着“千年通有无，万里扬中华”的光辉记录。

——据陈柏坚《略论古代广州外贸的对外开放》等整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夕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对外贸易争论，主要围绕是否应该开放对外易的问题而展开。《南京条约》等签订后，讨论这个问题对清政府似乎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但是，被迫开放的消极情结会左右清政府的外贸政策，影响到政府和商民在外贸实践中的效。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念崇俭黜奢，土地的原生物加上盐、铁等即可保证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而对满足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之外的大部分物品的消费皆被视作奢侈而遭贬斥。欧美输入的工业制成品恰好属于如此定义的奢侈品之列。这样，交换“奇技淫巧”的洋货的外贸势必与传统观念相冲突。

——摘编自袁明照、郭丙合《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

材料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实行片面协定关税和领事报关制度等。1854年，江海关（上海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出现的第一个由外籍人士监管洋货、征收洋税的海关。1858年，中国被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任凭清政府总理大臣邀请外人“帮办税务并严查偷漏”。其后，各开放口岸先后聘任洋人开设新式海关，洋人从“帮办税务”的“客卿”，逐步成为主管海关事务的实际领导者。19世纪60年代总税务司署成立后，形成了以外籍总税务司和税务司为核心的中国近代海关管理体系。中国近代海关名为中国政府机构，实则为西方列强掠夺中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国际官厅”，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缩影。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风雨兼程三千年—中国海关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