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8年2月25日，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在蒲安臣这样一个美国人的率领下从上海虹口出发了。由于他本身是美国人这一特殊身份使得他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他主导下签订的《蒲安臣条约》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平等身份签订的条约。把这份条约与同期其他列强与中国签定的条约进行横向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对华政策与英法等国相比有明显的独特性，与英法等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领土要求相比较，美国在这一时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瓜分势力范围的要求，而且两国人民自由流动和入学的条约有力的促进了后来的移民和留学潮。如果把《蒲安臣条约》与先前美国对华政策进行纵向比较，可以看出美国已由一开始的尾随英国，本行“免费搭便车的帝国主义”，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立的对华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合作政策”。

——摘编自倪正清《从蒲安臣和＜蒲安臣条约＞看晚清中美关系》

材料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主要从军事上考虑。为减轻自己在对日战争中的损失，促使中国在对日战争中做出积极的努力。美国在太平洋同日本的战争是在劣势下进行的，在军事上扭转不利局面，打败日本，是当时美国制定太平洋和亚洲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为此，在对华政策上，美国的基本方针是维持中国的作战能力，利用中国雄厚的人力，在亚洲大陆牵制更多的日军，并用中国做基地轰炸日本的海上航线，进而轰炸日本本土，以此支持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对日作战。在政治上，则使中国同美国友好。为此，罗斯福“每做出一个决定时都把这些目标牢记在心。”因此，美国在这一期间执行了援助中国抗日，促使中国民主团结，以便有效地打击日寇的政策。

——摘编自胡之信《1941-1945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材料一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和上海欧美商会的赞助下，德国人李希霍芬(1833-1905)于1868-1872年间对中国做了7次考察，他考察了当时中国18个省中的 11 个。应商会要求，李希霍芬重点关注矿藏、交通等。考察过程中，他向普鲁士和北德意志联盟提出一系列外交建议和报告。他对山西尤为关注，对山西进行的地质勘探和调查是千百年来对山西首次进行的详细地质调查，为人们了解山西的地质条件和矿产储量开辟了大门。他的“山西的煤炭储量有18900 亿吨，足供世界人民使用上千年”的推测，使国人第一次对山西的煤炭储量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也使山西这一煤铁之乡为世人所知。李氏之后，欧美人士之来华调查者踵相接。李希霍芬主张以开采煤田的形式，使外国资本更容易进入中国。

――摘编自张泽念《李希霍芬调查与晚清山西矿业》

材料二 李希霍芬考察中国回国后，出版了五卷本《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该书主要谈及中亚及中国山脉的构造及其对居民迁徙的影响，其在中国东北、华北及西北各省的地质地理考察成果和中国古生物化石等，初步建立了中国南、北方大致的地层系统。在第一卷中，他首次提出“丝绸之路”一名。该书早年传入我国，成为我国地质科学事业发轫期之重要参考书。1933 年，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纪念，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创始人、奠基人之一的翁文灏先生发文指出，“中国地质学之巩固基础,实由德人李希霍芬氏奠之。”

――摘编自潘云唐《李希霍芬在中国地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

材料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实行片面协定关税和领事报关制度等。1854年，江海关（上海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出现的第一个由外籍人士监管洋货、征收洋税的海关。1858年，中国被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任凭清政府总理大臣邀请外人“帮办税务并严查偷漏”。其后，各开放口岸先后聘任洋人开设新式海关，洋人从“帮办税务”的“客卿”，逐步成为主管海关事务的实际领导者。19世纪60年代总税务司署成立后，形成了以外籍总税务司和税务司为核心的中国近代海关管理体系。中国近代海关名为中国政府机构，实则为西方列强掠夺中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国际官厅”，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缩影。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风雨兼程三千年—中国海关发展史》

材料一   船钞，又称“吨税”。是近代海关税收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即在各通商口岸对往来船舶体积大小所征的税。通过整理历年船钞和税收总额的统计数据，可得出下表

——据伍伶飞《船钞的收与支——近代关税史的一个侧面》

材料二   臣衙门前因设立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于同治元年七月间奏明南北洋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的提三成，由各海关按三个月一结奏报之期，批解臣街门交纳，以资应用。嗣于同治五年间奏设天文、算学馆，六年十一月开馆，所需经货银两遵照奏章，亦于三成船钞项下动支。

——据总理衙门《光绪朝朱批奏折》

材料三   光绪六年分三成船钞支出款项及所占比例表

注：神机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为整顿京师武备而新设立的一支使用析式装备的满人武装。

——据任智勇《三成船钞与问文馆》

材料一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海交汇之区，在金代是荒旷斥卤的滨海荒地，为海防之需在此设寨戍守，名日直沽寨……迨至元代，由于直沽临近大都，又据河海交汇之咽喉要道，因而，元王朝统治者在此建立掌管漕粮转输的官府衙署，并遣重兵戍守防卫，设仓储粮。1316年，改直沽为海津镇。明代永乐以后，政治军事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仍在南方，为尽快连接这两个中心，明王朝统治者大规模发展漕运。漕粮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要道，天津遂以其特殊之地理位置大步跨进政治经济领域，地方经济也随之得以发展。1404年，明成祖朱棣“以直沽海运往来之冲，且海口田土青腴便于屯守，乃设卫”，并派官在此监督筑城。明代中叶以后，天津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由单纯的官运粮米及物资中转站发展成为各地商品及货物集散的北方商业中心城市。

——林纯业《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

材料二   天津于1860年被迫开埠通商，使天津从传统的封建性城市逐步演变为不断滋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半殖民地城市。天津不仅成为沟通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口岸和中国近代工业重要的发源地，而且也改变了它作为首都附属城市的被动地位。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在百年间的迅速崛起也伴随着巨大的民族牺牲。……当然，比起其他一些沿海城市，传统天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开埠以后，资本积累的过程自然也相对缓慢。天津周围的腹地经济落后，无力为城市提供大量资本，也无法吸收城市的大量工业产品。开埠以后，天津港对外贸易额巨大，洋货充斥，使本地白银要有相当部分输送出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天津作为首都的门户，近代以来屡次遭到战争的侵害，使天津早期近代工业遭到全面破坏，失去了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

——来新夏《天津历史与文化》

材料三   现代天津的发展

——来新夏《天津历史与文化》

材料四   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天津市的功能被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