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材料一   《宪法大纲》代表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这些基本任务主要有：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对因革命行动受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族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权；苏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的联盟者。

——摘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材料二   在当时的延安，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文件，以及颁布刑事、民事、廉政、司法等具体法律条例。建立干部管理制度，实行了干部的培养制度、教育制度、考核制度、报告制度、交代制度、任用制度、学习制度、奖惩制度等，做到了严管干部。实行统一财经制度，由于金融领域存在诸多制度漏洞，导致贪污现象比较严重，所以建立和完善了自收自支制度、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公产制度、税收制度、地方财政管理制度、财务人员训练等财经制度，从而统一了财经，堵塞了漏洞，使得财政经济收支基本达到平衡。

——摘编自刘国成《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实践及现实启示》

材料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革命战争的推进，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在日本促略者步步进逼、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开始了党的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

-摘编自柳礼泉《抗战时期党的土地政策研究》

材料二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普遍深入展开斗争恶霸地主和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至1948年底，大约有1.5亿人口地区完成土改任务，使得1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这一胜利，大大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鼓母了解放军指导员的士气。

-摘编自王桧林《中国现代史》

材料一19世纪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分裂危机，在社会、政治不同层面上均出现国民分裂为相互对峙的“两个法国”的现象。第三共和国政府致力于改革国民教育，希望将学校建设成为法兰西民族统一的熔炉，相继出台世俗化教育、统一学校教育、修订教学大纲等教育改革举措，践行从“一个祖国”“一个共和国”到“一个民族”逐层递进的教育理念，将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思想教育融入民族统一思想教育之中，推动民族整合与国家整合同步进行，从而为现代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巩固奠定了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基础。

——摘编自曾晓阳《论19世纪末法国促进民族统一的教育举措》

材料二1927年后，中国革命势力进入赣南后发现，民众对宗族的认同度很高，对阶级、阶级斗争概念的认识程度则很低，这不利于动员民众加入“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中。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为了在民众中建立起对革命的认同，苏维埃政府先是掌握学校的监管权，然后选择、组织契合革命所需的教育内容。去除民众宗族观念、在民众中建构起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意识形态是苏维埃教育的理想。但革命教育的理想遭遇了国共战争环境一系列现实因素的制约，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革命教育尽管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未能真正内化为民众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土改运动中，通过划分阶级来建构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摘编自李国强《中央苏区教育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