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8年8月底，鄂豫边特委召开松树岗会议，提出没收豪强地主的土地财产，按人口分给贫农、雇农，自耕农的土地不动。富农的好土地没收，不反动的小地主分给坏土地。1929年，鄂豫边召开联席会议，宣布“要使党的土地革命纲领深入到人民中去，以提高群众斗争情绪与决心”到1930年底，豫东南桑城有103个乡12万多人，新县19万多人分得了土地。在土改实践中，各级政府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地主作斗争，使他们成为土改运动的主动的生力军。

——摘编自《豫东南土地革命战争史稿》

材料一   唐朝中期以后，伴随庶族地主及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土地买卖日益频繁，均田制才逐渐破坏。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由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并限额（畔限）了。宋代以后，土地买卖、典押和永佃制，成为中国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特别是永佃制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剖为两个完全独立的权利并可分别占有和行使，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土地流转制度的发展。但是，中国古代实行的井田制、占田制、屯田制和均田制等公田制，以及中国一直实行的多子继承制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兼并的过度集中，避免了西方封建领主高度集中土地的现象出现。

——摘编自赵岗、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

材料二   近代以后，由于列强入侵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影响，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经历了提出土地革命纲领探索实践土地革命政策、确立土地流转政策和初步建立土地流转制度等演变过程。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提出“没收军阀和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主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确立了“没收大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的土地革命的方针。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制订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分配给人民的土地，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

——摘编自高海燕《20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百年变迁的历史考察》

材料   1931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确立了许多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的原则，但其中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农村实际的内容，如：片面强调劳动者利益，照搬照抄苏联的劳动法规，机械地规定了过高的劳动条件和物质福利待遇。这种劳动政策在实践中给苏区经济和红色政权建设造成了严重危害。1933年初，张闻天、陈云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对此有所察觉，提出了修改意见。同年10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对原劳动法中不切实际的条文作了修改，降低了经济要求，增加了必要的灵活性。新《劳动法》颁布后，减轻了私营企业的负担，缓解了劳资矛盾，从而对稳定苏区的私人企业，发展苏区经济，巩固红色政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

材料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于1931年，它位于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山地和丘陵占地面积大，水系发达，水灾易发。粮食短缺一直是根据地长期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1931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的通告：1934年4月，发出《鄂豫皖省委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关于武装保障春耕春收的布置》等一系列文件，并多次组织进行春耕、秋耕、秋收运动，促进粮食生产。

——摘编自许庆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粮食政策评述》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的局面，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增长，不仅解决了百姓吃饱饭的问题，而且正从“吃饱”向“吃好”转变。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提高至2013年的6亿吨，人均占有粮食从1977年的297.7公斤上升到2017年的444公斤。

——摘编自《奇迹的创造——中国农业发展经验浅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