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

材料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由于犯了这些错误，由于蒋介石在围剿中采用新的战术和战略，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占压倒的优势，到了一九三四年，红军就不得不努力去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了。

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往如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战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方要对日、中、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

接着，苏维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三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下列基础上同任何白军合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众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中国的农民一般不愿意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不愿从事超过自己家庭范围以外的任何社会活动。我不得不承认，我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数似乎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他们有许多人意见批评一大堆，但问到他们是否愿意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愿过以前的生活，答复几乎总是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我们的政府’，这使我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

——摘自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土地政策的变革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开展了带领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运动，此时为激发农民阶级参与革命的主动性，我党转变了土地政策，将原本的“减租减息、限租限田”政策转变为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受为农民土地所有制。20世纪30年代，国内开始了抗日战争，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要求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喊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为动员社会中的一切积极分子参加抗日，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政调整成“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为巩固群众基础，得到更多农民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土地法大钢》，提出废止地主土地所有制。

——摘编自王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研究》

材料二   第八条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步消灭的政策。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

材料三   党的农地政策变革效应趋势

——刘聪、张露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演变历程、变革效应与后续展望》

材料一   暴动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后，须立刻没收一切地主土豪及福会【公】堂等田地（不论典当卖绝一概没收），归农民代表会或农民协会分配。

——1929年《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

材料二   政府法令应有两方面的规定。不应畸轻畸重。一方面，要规定地主应该普遍的减租减息，不得抗不实行。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不得抗不缴纳。一方面要规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地主依法有对自己土地出卖、出典，抵押及作其他处置之权，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当地主做这些处置之时，必须顾及农民的生活。

——1942年《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