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49年6月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一边倒”。需要指出的是，客观形成的“一边倒”格局，不仅是新中国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对中国革命作出反应的结果。实行“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迈出的第一步。总的来看，这个决策是成功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这一格局下，中国政府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都达到了。

——摘编自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50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

材料二：1953年元旦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全国人民的三项伟大任务：第一，继续加强抗美援朝斗争；第二，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此时，中国已经具备了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国内条件，还需要争取的就是有利的国际条件，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关系。

——摘编自刘磊《万隆会议与中国同亚非国家的经贸关系》

材料三：上世纪70年代，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呈现出“苏攻美守”的基本态势。苏联不仅支持越南在1978年底侵略柬埔寨，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而且在1979年底亲自出兵阿富汗，推行“南下战略”，企图从印度洋侧翼包抄欧洲。苏联的政策同时将中美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一方面，美国新现实主义理论开始对美国外交发挥更大作用，强调美国不仅要有强势的领导人，强大的国力，更要依赖通过扩大联盟体系和稳定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来维护美国的西方世界霸主地位。另一方面，中国要开始改革开放就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条件和国际环境。

——摘编自倪世雄《中美关系70年：理论与实践》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东西对决、冷战尖锐的时期里，国际法的主题是“共处”，以维护国家独立存在和最低限度的国际秩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法的主题从“共处”变为“共合”——在国际关系各方面彼此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增进国际经济安定与进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法被称之为“共进国际法”，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

——摘编自钱晓萍《略论二战后国际法的发展》

材料二 国际法是国家之间合意的产物。国家之间达成的价值共识是抽象与持久的“合意”，构成国际法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变量……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外交思想，以及“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等新价值理念，通过不断的外交实践与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以及国家的接受。虽然，这些新价值理念还没有进入国际法层面的“制度化”阶段，但运用国际法律制度将这些理念制度化是推动其成为国家之间价值共识的必由之路，而这也是中国在国际法上的重要方略。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想的“一带一路”倡议，逐步纳入国际法的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刘志云《价值共识、国际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方略》

材料一   1899年美国向英、俄、德、法、日、意六国递交了照会，其内容：（1）对于其在中国的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通商口岸，或既得利益，不得干涉；（2）中国现行的约定税则，对于运往前述“势力范围”一切口岸之所有货物，无论属于何国均为适用，其税款应由中国政府征收；（3）各国在其“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他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在各自“范围”内建筑、管理或经营的铁路，为他国公民或臣民运输的货物，应与为本国人运输同样货物、经过同等距离所征收的铁路运费相等。该照会得到列强不同程度的认可。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的《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大规模援华的同时，从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战后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即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亲美的中国，以发挥多种作用；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据点；抵制苏联的影响；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原料基地；在国际事务中提供坚定的、支持美国的一票。美国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基本上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的《国际关系史》

材料三   1969年1月，尼克松在就职美国总统的演说中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尼克松在第一个外交政策报告中说：“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1970年初，尼克松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摘编自（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中译本）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主流观点认为美国不应该急于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并且居高 临下地认为弱势的中国定会有求于它，承认美国在华的既得利益。因此，对中共政权采取“观望的 态度”。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为了表明立场，采取了一系列亲苏反美的行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文中特别强调“一边倒”立场。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它彻底改变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的看法，把中国和苏联联在一起，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摘编自李怀录《建国初期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原因再审视》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需要超越事务层面来思考和构建未来的国际社会。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不仅需要中国拿出更多的物资贡献，还需要提出有价值的思想和学说，要发挥大国的“引领和塑造”作用，则要求中国的外交不但是“中国本位”,还要是“世 界本位”。只有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形成真正有意义的价值关联。

——摘编自崔立如《国际格局转变与中国外交转型》

材料一   与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比较，雅尔塔体系有明显的进步。首先，雅尔塔体系表达了反法西斯联盟主要成员国的共同意志，并非狭隘的个别战胜国意图；其次，支撑雅尔塔体系的大国力量与战争中形成的实力相吻合，避免了由于力量和利益的不对称而导致机制失效。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雅尔塔体系刚刚付诸实践即被主导者引向对抗的轨道，战后国际秩序也由此进入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格局。

——摘编自余伟民《事与愿违：战后初期美苏如何从合作走向对抗》

材料二   1971年7月6日，尼克松总统在美国堪萨斯城对世界格局提出了“五个中心”的看法。他认为，美、苏、中、西欧和日本是世界的五个力量中心。美国意识到自己的霸权地位已严重衰落，面对苏联的争霸，美国领导人更产生了紧迫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面执行尼克松主义的一项内容，为了改善在美苏争霸中美国的战略处境，美国开始了接近中国的过程。

——《中国外交史》

材料三   在经历了90年代的巨大动荡和不断调整之后，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呈现出一幅历史的全新画面。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并不能单独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与冷战的结束几乎同步出现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为依托的经济外交正在拆除各种围墙藩篱，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无国界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

——摘编自徐蓝《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

材料一   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0年）显得更激烈地敌视北京。美国不仅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顽固地反对它加入联合国。美国推行了一项对中国实施军事包围的政策，其中包括美国在朝鲜、日本、冲绳、台湾、南越、缅甸和泰国等地区保持军事基地。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1971年7月6日，尼克松总统在美国堪萨斯城对世界格局提出了“五个中心”的看法。他认为，美、苏、中、西欧和日本是世界的五个力量中心。美国意识到自己的霸权地位已严重衰落，面对苏联的争霸，美国领导人更产生了紧迫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面执行尼克松主义的一项内容，为了改善在美苏争霸中美国的战略处境，美国开始了接近中国的过程。

——《中国外交史》

材料三   尽管中国人说是尼克松政府急于要求得到北京之行的准许的，但是中国自己的动机却是掩盖不住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两周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最坦诚地公开讲述了对美开放的正当理由：竟不含糊地区分了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的程度及其对北京安全考虑所产生的影响。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四   据新华网报道：当地时间2015年9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习近平就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提出重要建议，强调要推动中美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奥巴马表示，两国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在诸多领域合作取得重要进展，愿同中方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协调。双方同意继续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材料一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只有25%的被调查者赞成承认新中国。1950年1月，美国的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就“美国应该承认中共政权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还是继续承认蒋介石政府”进行调查，61%的被调查者赞成继续承认蒋介石，只有11%的人赞成承认新中国。

——摘编自徐琪《从美国国内政治看新中国建国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材料二   从1969年至1971年夏，美国“跳了一种微妙的外交小步舞”，如通过“巴黎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叶海亚渠道”等方式，向中国政府传递希望改善美中关系的信息，继之以基辛格秘密访华。对此，中国政府则投桃报李，如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导演“乒乓外交”，等等。美中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1972年2月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和上海公报的问世。

——摘编自刘家钦《1972年尼克松访华背景之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