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拉开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49―1979年，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财政支出共计483.04亿元，占年均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5%，远高于同期的美苏两国。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
材料二 1979年7月7日，邓小平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具体办法要修改。”此后，中国逐渐压缩对外援助规模，1980—1981年，外援支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0.6%。1980-1985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系统提供了5031万美元的捐款。1985年，中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对其进行融资和捐款。1993年开始，由政府部门委托有资质的企业具体执行援外项目，大量援外承建机构通过转制改革转型成为企业，变成市场主体。对外援助政企分开、注重政治与经济双重效应的机制逐步确立。1995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为受援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的生产、建设项目等提供资金支持，这符合国际发展援助的主流。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与欧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双方共同的需要。
| 阶段 | 与中国建立的欧洲国家 |
| 1949年—20世纪50年代 | 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丹麦、芬兰、列支敦士、瑞典、瑞士、挪威 |
| 20世纪70年代 | 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冰岛、圣马力诺、联邦德国、希腊、卢森堡、马耳他、荷兰、英国、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 |
| 20世纪90年代 |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北马其顿、安道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摩纳哥 |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
材料二 多边外交是一种与双边外交相互补充的外交战略。相对于双边外交，多边协议的制定和实施比双边协定更加具有透明性，更易于为国际舆论所监督。参与多边外交的各方，其具体利益可能有较大的差异，但它们的利益总有一个交汇。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涉足多边外交舞台，但在很长时期内由于对多边外交的认识的局限，对多边外交的参与是有限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多边外交方得以开展并逐渐活跃起来。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多边外交，还成为多边外交的积极倡议国和主持国。
——摘编自王明进《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及参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与欧洲国家外交关系发展的阶段性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多边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的多边外交方得以开展并逐渐活跃起来”的原因。
材料一 公元5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已开始与阿拉伯人通商，从而形成各自对对方形象认识的雏形。艾布·阿提凯转述穆罕默德的训示说：“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中古时期阿拉伯地理书籍中，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商人们公正、守信，人们心灵手巧，精于手工艺品。马斯欧迪曾描述“中国国王最注重体察民情和善待士兵”。从第一本记载中国的阿拉伯地理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成书于851年)一直到阿拉伯地理学走向衰落的13世纪完成的《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人对于中国的描写从未中断过。伊利汗国时期的历史书、地理书等作品中关于中国的记载，呈现出突破性的进步。不过，他们曾描写中国的鸡比鸵鸟还大，把所见到的一切精美的手工艺品都称为中国产的。
——摘编自郭筠《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研究》
材料二 2001年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成立，针对阿拉伯国家开展民间友好工作。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新的双边合作机制。发展成为涵益众多领域、建有10余项机制的集体合作平台。2006年，首届阿拉伯艺术节在中国举行，成为中阿合作论坛之下中阿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重要机制。2014年、中阿双方确定2014年和2015年为中阿友好年，并倡导中阿共建“一带一路”。
——摘编自刘少华《走在古今丝路上的中阿交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古时期阿拉伯地理文献中出现“中国形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古时期阿拉伯地理相关文献所记述的“中国形象”的特征。
(3)进入新世纪，中阿交流迈人快车道。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出现这一现象的现实依据。
材料一欧盟成立之初，对非洲的援助集中在贸易、产业和财政方面的合作上。20世纪90年代末，援助部门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人道主义援助、公民社会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后，欧盟增加了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在解决地区武装冲突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还表示尊重人权、民主、法治是双方伙伴关系的基本要素。欧盟开始注重向国际多边机构靠拢，注重与其协调一致，注意和其他大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以期在新形势下深化欧非双边关系。
——摘编自刘丽云《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非洲国家创建多边发展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实现了中非关系的历史性跨越。同时，中方加强了该论坛的后继行动机制建设，以确保各项对非洲援助承诺的落实。基于非洲受援国的现实需求，中国对非援助秉持“平等相待、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通过提供优惠贷款、项目合资合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
——摘编自赵金合《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特点、动因和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欧盟成立后对非援助的政策特点及其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欧盟相比，21世纪中国对非援助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非关系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从一定意义上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人口、经济技术、自然资源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要素作为深层原因，两次世界大战作为极其有力和急剧的催化剂，造就了现代国际体系传统中心欧洲的权势迅速衰落，“侧翼大国”美苏的权势勃然兴盛。另一方面，美苏冷战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孕育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苏关系史：从列宁对威尔逊，到斯大林对罗斯福，日后美苏冷战的一个基本动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摩擦、抵触和对立都显得至关紧要，尽管它们并非唯一的动因。
——摘编自时殷弘《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
材料二 如果没有这些世界因素的作用，很难想象中美关系会出现70年代初那样的局面。中美关系缓和的历史给后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发展中美关系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而破坏中美关系不仅违背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也是违背世界潮流的。
——摘编自刘建飞《中美关系缓和中的世界因素》
材料三 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同时，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发展鸿沟日益凸显，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正是基于对世情的科学判断，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的认同度不断上升，已写入联合国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正在成为推动人类和平发展的价值共识。
——摘编自双传学《从历史经验看科学判断形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材料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这句话的理解。(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的相关史实。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提出与实施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 1950年到1976年， 中国正式与受援国签订协议的援助款额为619亿人民币。约80%的金额都用来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对外援助在内容上主要由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援助、军事援助和现汇援助这四部分构成。新中国领导人将对外援助视为贯彻革命外交路线的手段。因此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不仅数额大、力度大，而且让渡性也很高。以贷款利息为例，1964年中国政府将全部贷款改为无息。
——摘编自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8-1918)》
材料二 1980年11月 国务院指出对外援助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调整，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被严格控制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1995年起，中国以优惠贷款作为新型援外方式，主要投向受援国的经济基础设施领域。在促进受援国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1世纪以来，对外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援外志愿者等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援助领域已从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扩展到社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工业、 农业等多个不同领域，受援国分布更加广泛。
——摘编自刘方平《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外援助研究》
(1)据材料分别概括两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调整对外援助政策的主要原因，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内外压力较大的时期。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不再实行“一边倒”方针，改为实行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又被形象地称为“两个拳头打人”战略。这一战略，使中国顶住了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也使中国面临险恶的安全环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陷入被孤立的境地。为改变不利的国际处境，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摘编自伍绍勤《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
注：材料出处中的“1980年代”应写为“20世纪80年代”，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材料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严峻，只有与中国相接的东部边界比较和平稳定。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认同《中苏联合公报》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俄罗斯在融入西方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其逐渐意识到一个贫弱的俄罗斯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因此，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提出了“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政策，并提高了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视程度。俄罗斯一方面继续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近邻中国的东亚关系，以求改善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重塑世界大国形象。
——摘编自方海燕《新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俄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华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1843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派出使团赴华订立“平等互惠商约”的议案。国务卿给赴华专使顾盛下达训令，“这些港口（厦门、宁波、上海、福州、广州）位于中国物产最为富饶和人口最多的省份，都将成为很重要的商品市场”，“美国商船（要）进入这些港口，与英商享受同等优惠贸易的权利”。1844年7月3日，顾盛与耆英签订了《望厦条约》。
1899年9月至11月，美国国务卿向各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在致英国的照会中提出，“维持在华商业和航海的平等待遇”，以及需要“巩固和维护该帝国政府（清政府）的完整”等。1900年7月，美国向各国再次发出照会，宣称美国“要寻求一种解决办法……维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对友好国家所保证的一切权利，捍卫全世界与中华帝国所有地区进行平等与公平贸易的原则”。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时期中美条约关系的演变》
材料二
如果说尼克松访华、卡特推进对华关系正常化构筑了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那么里根时期对华关系的调整和改善则标志着中美关系新的支点——“经济合作”的基础开始形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执行“新现实主义”对华政策，宣称“美国需要通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要把同中国的关系集中在经济方面”。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从1979年的23.1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0.1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5％，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的地位也从1980年的第24位，上升到1989年的第10位。
——摘编自于朝晖《试析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1)根据材料一，说明晚清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稳定性和发展性，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发展性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特点，并简析其对中美两国的影响。
材料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北越的最高领导人黎笋时，黎笋的言语是相当恭敬的，他说：“我们看见主席身体很好，我们都很激动。这次毛主席有时间会见我们，我们非常高兴。”1973年1月27日，美越双方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军开始撤军。美军的撤离预示着越南统一最大的障碍消除了。虽然此时的北越在军事部署上还小心翼翼，它还需要中国的支援，但这种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了，毕竟现在苏联是越南最大的依靠了。这样，越南就越来越对中国的援助表示不满了。1973年6月6日，周恩来在北京与黎笋、范文同和黎清毅等人有一次会谈。黎笋直接在会谈中表示了对中国援助的不满。1975年三四月，北越对南越发动了总攻，于4月30日解放了西贡，5月1 日解放了整个越南南方。虽然统一之后的越南仍然很需要中国的援助，但现在实力大增的他们再也不像原来那样说话了。1975年9月29日，邓小平与黎笋在北京会面时，气氛不是很好。在援助问题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后，黎笋拒绝签署一份联合公报，并取消了临行前的告别晚宴。“这是越南在战后第一次公开冷落北京”。
——摘编自邵笑《从美军撤离到国家统——1973——1975：越南对华态度的转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973～1975年越南对华态度转变的表现及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越南对华态度的转变。
材料一 中印两国的谈判在（1953年）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周恩来说道：“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
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对于目前正在它的邻邦进行的战争和战争扩大的危险，不能不加以密切的注意。中国人民认为：朝鲜战争停止了，现在，印度支那战争同样应该停止。”周恩来指出，亚非国家要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而非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亚非会议公报指出：“自由和和平是相互依靠的，自决的权利必须为一切人民所享有，自由和独立必须尽可能不迟延地给予现在仍旧是附属地人民的人们。”
——摘自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等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一改变的突出特点就是不再强调与美国结成共同抗苏的战略关系，但同时也并非重建中苏同盟。这个重要转变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使中国能够真正把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二，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点更加鲜明。
——摘自孙大力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4卷）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简述共和国初期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效。
(2)结合所学，指出材料二中“一条线”的战略下，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取得突破的主要表现。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影响一个国家外交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