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美国决策者实施扶蒋反共政策。为打破美国的孤立与封锁，中国提出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确立了新政权的外交大格局。1950年中美先后卷入朝鲜战争，两国对抗的格局就定了下来。

——摘编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材料二       

材料一新中国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背景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党、兄弟国家互动频繁，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很少发生官方联系，意识形态亲疏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标准。中苏两党的关系带动两国关系发展，苏联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援建。除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外，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互动频繁，与非洲国家往来密切。不管是中国周边安全，还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都得到了实现。新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围绕经济建设展开，党际关系服务经济目标。一切对外工作围绕国家利益展开。这一时期，政党外交中意识形态以服务国家利益为目标，二者呈现出正向关系。

材料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巨大转变中，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历史，总结其中历史经验教训，对夯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构建、推进新时期政党外交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杨胜刚《新中国政党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研究》

材料一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中外之间源远流长的朝贡关系和以此为主要内涵的宗藩体制岌岌可危。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步，朝鲜、琉球、越南遭受日、美、英等国的瓜分和掠夺，并最终与中国中断宗藩关系。1890年，朝鲜王太后去世，清廷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遣使臣前往吊祭。1894年，朝鲜最后一次派遣使臣向清廷缴纳岁贡。1895年，依据中日《马关条约》，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中朝宗藩关系宣告解体，也宣告了华夷朝贡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

材料二   1953年12月31日，历尽周折，中印两国就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终于开启。当日下午1点，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印度谈判代表。周恩来对客人们说：“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展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天好起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立时确立的，它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

——摘自高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如何提出来的》

材料一   1864年上海租界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会审机关——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并由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会商组织正式法庭，通过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根据章程，会审公廨为中国的司法机构，由上海道台派一名同知主持……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到案者，必须由领事或领事派员会审。章程严格限制了会审公廨的管辖权和陪审官的权限。

1911年武昌起义后，由于会审公廊的满人谳员逃匪，驻沪领事团趁机接管了会审公廨并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改组，改组后会审公廨谳员由驻沪领事团任命，其菥傣亦由领亭团披给；司法管辖权限大为扩充；取消上诉程…….

民国政府成立后，中方多次要求会审公廨恢复到辛亥革命前的状态，这种努力在国人的请愿、上海总商会的推动及中外政府双方的照会上乃至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提案中都有体现。但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摘编自陈策《上海公共租界法权变迁问题研究》

材料二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修订新约运动，其中取消领事裁判权是一重点。南京政府与英美等国晨开多次谈判，于1930年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由会审公癣演变而来的上海临时法院，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初步协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声，1942年中英、中美达成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协议，直到1943年中国似乎从形式上脱离了领事裁判权制度的桎梏。

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案件管辖的法律成果凸显了国家主权的司法自治原则，使中国涉外法权回归正统。

——摘编自胡燕《中国涉外法权变迁史研究》

材料一   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说，“在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

——摘编自罗昱《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材料二   二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逐渐崛起……西方列强不甘心将殖民利益拱手相让，不断打压发展中国家……因此，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既是亚非独立国家的迫切愿望，也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根本宗旨。

——摘编自余建华《万隆会议与中国亚非外交》

材料一   1950年2月14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维经斯基会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双方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等。苏联政府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确定了中苏两国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以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准则。1979年4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期满后不再延长。次年4月，该条约期满后废止。

——摘编自人民网《党史上的今天》

材料二   2001年7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规定：“第五条   俄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第六条   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决心并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第十八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及本国法律在促进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进行合作。”

——摘编自中国外交部《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材料三   2021年12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俄关系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展示出新的生机活力。双方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捍卫了各自国家尊严和两国共同利益。两国积极展现大国担当，阐述民主和人权的正确内涵，成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

——摘编自《人民日报：促进中俄关系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