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中外之间源远流长的朝贡关系和以此为主要内涵的宗藩体制岌岌可危。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步，朝鲜、琉球、越南遭受日、美、英等国的瓜分和掠夺，并最终与中国中断宗藩关系。1890年，朝鲜王太后去世，清廷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遣使臣前往吊祭。1894年，朝鲜最后一次派遣使臣向清廷缴纳岁贡。1895年，依据中日《马关条约》，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中朝宗藩关系宣告解体，也宣告了华夷朝贡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

材料二   1953年12月31日，历尽周折，中印两国就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终于开启。当日下午1点，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印度谈判代表。周恩来对客人们说：“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展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天好起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立时确立的，它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

——摘自高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如何提出来的》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道光帝说：“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从此通商，永相和好。”1864年，清政府刊印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奕䜣上奏说“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昔日允之为条约，今日行之为章程。”1867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李鸿章指出，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对其“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的种种非分要求，“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1881年，清朝驻外公使曾纪泽曾赴英外交部，“谈商改条约之事”，并“争辩良久”。他认为：“诚能深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不善，正赖此修约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新中国成文后，不承认旧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废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清理外国在华资本及其他财产；采取适当方针处理外国在华宣传机关、文教事业和宗教事业。同时，按照《共同纲领》的“先谈判后建交”原则，即在对方明确表示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诺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前提下同愿与新中国建交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际的建交磋商。

——摘编自沙健孙《1949—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政策和策略》

材料   关于能源外交，一个普遍使用的定义是“使用外交政策去确保国际能源供给的安全和提升能源部门的合作（大多是双边政府合作）”。

1949—2012年的能源外交概况简表

——摘编自张锐《中国能源外交历史与新时代特征》

材料一   1930年1月1日，依照中英关税条约的附件规定，税率实行一年期满时，中国海关颁布新税率由8%升至10%。南京政府虽然宣告中国的关税已经自主了，实际上这种自主还受到很多牵制。1930年底颁行的海关进口税则中，规定增税的商品主要是“火柴及瓷器”，火柴、瓷器等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产品。1933年重订的第三个国定税则颁布后，国内工业出现了“旧工厂方事扩充，新工厂方经设立，流动资本皆已化为地皮、房屋、机器等固定资本”。关税自主政策实施后，由于进口关税的骤然提高，使外国输入大为减少，贸易入超额由1931年的1.78亿美元降到1936年的0.7亿美元。中国政府制定的国税税则是根据国内产业需要制定的，对不同的进口商品实行不同的甚至相差悬殊的税率，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决定了外商对华贸易必定是避重就轻，从而促使中国进口货物结构得到了改变。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

材料二   民国建立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华盛顿会议，取得了一些成效；第二阶段是大革命及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交替时期，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废约运动取得重大成果；第三阶段是抗战时期主要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列强在华特权基本上被取消。但中国实际上没有取得平等独立的国际地位。直到1949年，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庄严宣告“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的外交原则，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了她应有的尊严。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获得了解决，不平等条约留下的最后一点污斑将被清除干净。

——摘编自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1995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