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晚清王朝的本意上说，保持“天朝体制”和“上国”地位是宗旨，所以无论面临多大的外界压力，晚清王朝誓死保留了负责朝贡外交事务的理藩院，这种抗争直至1895年朝贡体系完全崩溃为止。在西方的强迫之下，晚清王朝为适应日益复杂的外交交涉而按西方的要求设置了主管洋务的总理衙门，并在上海和天津设置了南北洋大臣，负责一切对外交涉。而自1875年开始，晚清王朝在内外压力下设置的使领制度就更明显地反映出其对近代国际体系中的国际法原则的一种适应。1873年，同治帝在紫光阁以“五鞠躬礼”代替朝贡礼接见了当时列强驻华公使与代表，此举解决了自1793年以来中西方外交体制在觐礼问题上的争议。对晚清王朝而言，这实属无奈之下的变通与适应。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中国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立场和地位的确立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一直以来，国际法长期处于西方主导之下，中国等亚非国家被这一体系边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改变这一格局的一次尝试，它提出了代表亚非国家观念的国际法新思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全球性国际法属于一个体系。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它不仅仅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简单重复，而是选取了一些方面予以强调，表明了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同各国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和总体思路，成为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法律制度建设的基调。

——摘编自何志鹏、孙露《大国之路的国际法奠基》

材料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主席就多次发表声明：中国愿意在和平、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时，印度作为中国的近邻，不但与中国社会制度不同，而且与中国之间有许多历史遗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本着睦邻与和平共处的政策，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派遣的代表团就关于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于1953年12月31日至1954年4月29日在北京进行了谈判。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改为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得到了印方的赞同，并写入了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该协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在国际条约上成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以及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共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材料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在同斯大林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战争的威胁，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年至五年的和平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稳定全国局势。中国和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主要内容是：①缔约双方保证尽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②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盟国的侵略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⑤双方……遵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外交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指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使中苏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摘编自中华书局《中苏关系史料汇编（1950——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