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业产量的增长来看，宋代全国耕地约5.6亿亩，明代约7.842亿亩，清代达到9.248亿亩。宋代年平均粮食产量为464亿斤，明代则上升为696亿斤，清代剧增至2320亿斤。毫无疑问，这些农业上的成就与其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摘编自沈定平《从国际市场的商品竞争看明清之际的生产发展水平》

材料二

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商、赣商、鲁商等聚集着众多商人的商帮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大宗商品在不同的经济区内交换，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贸区。江南经贸区是在江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等基础上形成的。江南向全国输出的主要是相对高值的丝、棉纺织品，从全国输入的是低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粮食、大豆、蓝靛、木材、纸张等。

——摘编自唐文基《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材料一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发展情况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让农民能获利、多得利，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多措并举、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才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改编自李浩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材料一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李）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

——摘编自《魏书》

材料二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

——摘编自[唐]王梵志《提纲》

材料   中国的市舶制度源起唐、宋。元灭南宋后，沿袭南宋制度，在泉州等四地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物。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廷颁布市舶法则22条。根据这些法则，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在国家户籍中单列一类，成为舶户或者舶商户。出海贸易时，其人数、船只、货物等情况都要事先上报市舶司审核批准，经发给公凭，方能出行。金银、粮食、兵器等皆属禁物，不得携带出海。返航有规定期限，必须到原出发地的市舶司进行“抽分”，然后才能发卖。外国商船前来贸易，抽分比例相同。市舶司“抽分”所得货物，一部分上供蒙古统治集团享用，其余由市舶司就地出售，换取货币，解送朝廷。元朝时，许多海外“藩客”寓居于泉州、广州等地。

——摘编自张帆《辉煌与成熟——隋唐至明中叶的物质文明》

材料一   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早在14世纪时就运抵西方。17、18世纪，瓷器成为在欧洲流行的“中国热”的典型商品，主导着欧洲流行社会，东方的设计风格与物品样式被融入洛可可风格之中。瓷器能够轻松融入欧洲文化，离不开生产者们灵巧的双手。在1683年后，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大师对景德镇作坊进行了改革，推动了新式釉彩的出现。景德镇作坊还进行了部门化改革，画坯师博只负责自己所辖的特定形象——花、鸟等的绘制工作，没有一片陶瓷是由单个人来完成的，这使亚洲生产者面对欧洲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和精英市场时，能够批量供应欧洲产品。

——摘编自【英】马克辛·伯格《奢侈与逸乐:18世纪英国的物质世界》

材料二   18世纪中叶是中西瓷器贸易的高峰时期，据《竹园陶说》载：“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制成彩瓷，售之西商”。欧洲人把瓷器看作是伦理规范、和谐共融与美德风度的化身，他们通过中华物品的万花筒得以窥视自己内心中对人类尊严和高尚的追求。随着华瓷在西方民间的普及，瓷器不但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必需用品，而且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18世纪80年代，欧洲对中国粗瓷器的需求增多，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制瓷业开始遇到欧洲新兴制瓷业的竞争。这种竞争首先影响到高档华瓷的出口，因为欧洲制瓷业在“迎合西方顾客的情趣和交货迅捷”方面占有优势。

——摘编自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