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汉代多种史籍来看，汉武帝之时张骞“凿空”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经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的两次战役之后，西汉已基本将匈奴的势力从河西驱逐出去。控制河西走廊后，西汉逐步设置了郡县，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还将移民屯田扩展到西域。汉长城在当时称为“塞”，包括城、障、燧、亭等设施的汉塞集军事防线与交通渠道为一体。将长城延伸至河西、西域，有力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
——摘编自荀长玲，徐黎丽《两汉对丝绸之路开通与维护的贡献》
材料二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对外贸易非常活跃，商业的繁荣程度居世界领先地位。繁荣的海外贸易也为宋政府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南宋时期“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摘编自许尔君《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1)根据材料一，简述汉代开拓与维系丝绸之路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海外贸易发达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海外贸易发达的影响。
材料一 宋英宗治平元年，面对科考录取名额南北不均的情况，欧阳修和司马光甚至展开了一场辩论。欧阳修认为，“国家取士，唯才是择”，坚持科举面前人人平等，而司马光则提出了“逐路取人”的对策，“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请贡院逐路取人。”
——摘编自《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志一》等
材料二 杨士奇曰：“科举当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士奇曰“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仁宗曰：“然则将何如?”士奇曰：“试例缄其姓名，请 其外出‘南’‘北’二字，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入毂矣。”仁宗曰：“然，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怠惰成风。今如是，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
——摘自《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八
(1)根据材料一，概括欧阳修和司马光各自的观点。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列举至少两例宋朝政府为强调公平竞争而采取的完善科举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试从社会经济角度简析“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现象，并概述明朝录取名额南北地域之分的意义。
材料一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制土分民”，促进土地私分。其他各诸侯国的变法也类似。商鞅还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荀子则从理论上论证了私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他还提倡“分田而耕”。
——摘编自冯天输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宋代福建兴化县“田耗于秫糯（制酒原料），岁肩入城者，不知其几千万”。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浙淮者，不知其几千万亿”。福州、泉州一带适宜种植粟麦的土地变成了大片的荔枝园，“一家之有，至于万株”。两浙路的苏州太湖洞庭山，“皆以树桑扼甘柏为常产”“糊口之物，尽仰商贩”。在湖州的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兼工机织”。绍兴二年（1132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
——摘编自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个体劳作形成的历史条件。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农业的新现象，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上述新现象出现的影响。
材料一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农业各部门及其手工业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有关海禁、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出现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税，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迅速与世界市场衔接，变成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一个依附的部分。市场的变化影响产业的变化。受影响的部门，第一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他们逐渐地与世界市场发生了关系，处在这种关系中的农业和手工业，其命运便逐渐地由市场摆布，被操纵在国际资本主义手里。第二是现代工业，机器、设备、技术、资金方面依赖外国市场。在工业结构与部门方面，那些有限满足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需要的行业优先发展，如丝、茶等出口加工业。第三是金融业，中国的货币愈到后期对世界金融市场依附性愈浓。
——摘编自赵德鑫《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
材料三 2018 年后，中国推动自主开放，如主动降税，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如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随着经贸发展的需要，中国不断地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反垄断法》《外商投资法》等相继出台。
——摘编自薛荣久、杨凤鸣《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1)据材料一，概括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2)与材料一相比，材料二中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哪些新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新变化出现的外部因素。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材料一 魏晋至宋元时期北民的大量南迁，以及南方人口的自然增长，使该地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终致人满为患，于是出现了明初政府组织的移民潮。明太祖将江、浙、皖、精等地数十万人民移至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黄淮间地区，又把山西和山东东部地区的人民移往河北、河南和山东西部等地。同时，在长城一线设置了9个边镇，设立卫所、移民屯边，规模达千万之多，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摘编自唐克周《中国古代移民问题初探》等
材料二 清军入关，东北人口大减，土地荒芜。顺治初年清政府“招徕流民”垦荒以开发东北，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以减免税等政策鼓励移民。为了维持满洲固有的风俗以及保护满洲旗人的生计，1668年康熙皇帝下令永远停止在辽东招民授官，东北地区进入了封禁期。清政府甚至企图通过“清边”之策来阻止流民出关，但效果不甚理想。1861年东北地区部分开禁后，特别是日俄战争爆发后，东北地区的移民急剧增加。清政府在吉林、黑龙江两省都设立了招垦局，统一管理移民事务，因此关内北方各省的贫苦农民更加“蜂攒蚁聚”，聚族而居。光绪时东北完全开禁，闯关东的中原流民如洪水般涌入，使东北人口激增到1000余万。
——摘编自李艳男《清末民初东北关内移民与社会变迁浅析》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初移民潮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关内东北移民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 早期儒家尊“劳心”贱“劳力”，孔子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焉用稼？”认为讲求礼义才是君子之选。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孔子的弟子曾子不得已而力耕于泰山之下，颜回也曾亲自参与耕作。汉代，人们开始把耕读相兼的教育思想加以强化。朱买臣“负薪读书”、倪宽“带经而锄”，都是代代相传的劝学励志典故。东汉经学家郑玄“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与学生一起力行耕读相兼的生活，有“以耕学为业”之语。
——摘编自邵彦敏《中国传统耕读教育浅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耕读文化发展的阶段特点，并概括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耕读文化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古代中国的生活方式类似草食动物，逐水草而生活，或采集、或种植、或渔猎，“食尽一山则移一山”，具有非排他性、群体性的特点，且没有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概念。至秦汉时逐渐形成了单一的种植业生产方式，生产效率高，在所能耕种的有限土地上，以种植业为主的民族要比从事畜牧的民族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此外，由于实行多子继承的缘故，家庭中的财产一代一代地被分割，导致古代中国人均土地数量越来越少，不得不从提高土地利用率上寻找出路，如汉代出现了一年两熟制耕作方式。这也使土地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正如《王祯农书》中所说：“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尤胜不稼！”
材料二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近2000余年发展的北方文明，开始向其他地区寻求新的文明生长点。水往低处流，有水就有生命，也就有文明的灿烂，于是东南一带成为中国文明的新的发展中心。汉代司马迁所叙述的江南地区，还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颇有蛮荒之地的味道，但是700多年后的江南，其制约因素纷纷解除，于是成为农业文明的生长点。
——以上材料摘编自徐旺生《生活方式、生产结构、生态环境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秦汉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并简述这一变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中反映的经济现象，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 春秋时代，各国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需要，分别对商业和商贾采取了笼络扶持的政策。以郑国为例，只要商人保持政治上的忠诚，国家就可以完全不干涉其商业活动。与行业发展相适应的是商人队伍的扩大，一些贵族和农民加入到了商贾队伍。他们的贩运活动，西至陇蜀、西域，北至燕赵，东至齐鲁、朝鲜，南至吴楚、南海。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大商人，并在统治集团中得势，他们拥有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奴隶近万人。各国统治者居住的都城逐渐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其规模早已超过了西周礼制规定的“王城方九里”的限制，这些商业城市不仅有贸易分工十分细致的市场，还“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
——摘编自李嘉图《人类经济万年史》
(1)根据材料，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自嘉靖、万历起，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大批读书人弃儒而商，人们对商贾中之儒者的赞扬开始出现，且日渐流行，儒商、儒贾渐成以褒义为主的词语。这一现象表明，在社会迅速商业化和道德日益沦丧的同时，人们开始呼唤和强调士人，尤其是商贾的道德和商业伦理，以重建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道德规范、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摘编自周生春等《历史上的儒商与儒商精神》
材料二 中国近代儒商主要产生于近代爱国实业家中。他们既积极吸收近代西方工商业思想和科学管理，又继承传统儒商文化，建构起近代儒商文化。近代儒商文化主要包括七方面内容：传承儒家仁道精神、秉承义利合一的经营之道、以诚信为本和做忠信之商、富有克己敬业精神和勤俭守成的美德、有浓厚家国情怀和倡行实业救国等。与西方近代商业文化片面崇尚工具理性不同，近代儒商文化弘扬儒家人文精神，将道德性的价值理性和功利性的工具理性相统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
——摘编自徐国利《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分析明代后期儒商兴起的原因。
(2)结合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中国儒商文化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材料一 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至隋开通大运河，扬州的经济中心逐渐向运河两岸发展，其城址也迁至运河方向。北宋时期的杭州在运河的推动下，城市的繁华地带从城南扩展至沿城内的主要水系沿岸，水系沿岸逐渐出现商业街，封闭的“市”被代之以开敞的集市。明清苏州沿运河的胥门、阊门、山塘街一带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吸引了四方商贾的云集，甚至太湖村民也出现了“莫嫌村坞行人少，夫婿经商不在家”的景象。
材料二 建国后，大运河江浙段的沿岸地区形成了带状形态工业区，大号污水直排运河。改革开放后，工业企业和码头不再是古运河发挥作用的象征，河边的历也建销和生态绿化逐渐成为发展主角。2019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为大运河沿线发展谋篇布局。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考察时指出：“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以上材料摘编自王静《运河与沿线城市商业发展探析》等
(1)据材料一，说明中国古代大运河的发展对城市的影响。
(2)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运河沿岸区域服务功能的变化。
(3)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的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