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材料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朝由盛唐进入中唐。战争顿繁户籍制度遭到破坏,”民富者多丁，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唐德宗建中元年推行杨炎创立的两税法，两税法不以人丁为本，而以资产为差，资产多者税重、原来不承担租赁庸调义务的不课户一律纳税，实现了部分摊丁入亩。开征盐税、茶税、酒税、矿产税、工商管理税和交易税这五种工商税，这些税收在德宗建中年间在平定藩镇之乱的关键时刻起到重要作用。为了保证新的财政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改革财政经济管理体制形成了财政三司领导下的地方理院制，负责对地方财政税收的监督检查工作，确立了“上供、送使、留州”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但政治腐败;藩镇割据制约了财政经济改革的作用。

——摘编自刘太祥《试论中唐财政经济改革的作用》

材料一   南北方人才比重示意图

宋代人才部分地区分布变化简表

——肖化忠《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

材料二   以宋仁宗一朝为例，出类拔萃、彪炳史册的人不下数十人，为历朝历代所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有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包拯、张方平、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刘攽、刘恕、蔡襄、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等。他们当中既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有才能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犯颜直谏、风节凛然的谏臣。

——何忠礼《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

材料三   人才问题历来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但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古代出现了“论德而定次，是能而授官”“学行兼优”“治天下以人才为本，求材以教导为先导”“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半部论语治天下”等观念，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黄启昌《中国古代人才统计中的价值取向》等

材料一   1680年，福建官员杨捷等人为缓解百姓生活压力、防止敌对情绪再次高涨，上琉请求开海贸易，同年，金门、厦门、铜山、海坛四岛率先开海，之后整个海禁政策随之松动。1683年，郑氏反清力量覆灭，1684年清政府正式废除海禁政策，大量中国商船出海贸易，海外商船也纷纷来华，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中外交往也随之增多，清朝国力进一步提高。

材料二   1684年海禁政策废除后，众多沿海华人到东南亚的吕宋、马六甲等地进行贸易，并逐渐定居于此，这些海外华人中包括部分明末反清移民和从台湾出逃的郑氏后人。康熙帝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逐步禁止内地人民前往南洋。1717年“南洋禁海令”出台，禁止沿海地区的人民前往东南亚、南亚等南洋海域进行贸易。

——以上均摘编自王玉婷《康熙年间的海禁政策初探》

材料一   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宋代时，政府实行恤商政策，商人们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交易的场所大大增加。唐朝以长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还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国际性的水陆交通通道，从而促进了中国和欧亚非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交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国内市场的联通，也大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使对外贸易的税收成为南宋政府的重要的财源。商业资本的扩大和商品交换的频繁，从而使货币铸造量猛增，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时期应运而生。

——摘编自《商品经济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

材料二   最繁华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五大工业区，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苏、松、嘉、杭、湖五府还有若干新城镇兴起，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杭州的唐栖镇，都是丝织品及其原料的著名产地。正统元年（1436年），鉴于社会上“钱贱而不便大用”“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的客观事实，明英宗下令“弛用银之禁”，于是“朝野率皆用银”。

——摘编自滕新才《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二重性质诱论》

材料   “耕织图”是中国古代表现农业生产的图画。已发现的汉代牛耕图皆位于北方州郡，南方地区尚未发现牛耕图像。这些农耕图像的题材内容从表现人力锄耕逐渐变为“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嘉峪关魏晋墓室耙地图有两幅，一幅系“二牛一人式”，一幅展现了另一种播种方式：前面一妇女播撒种子，其后一男以耰（yōu）打碎土块以覆盖播撤下的种子。唐五代时期的牛耕图多数展现了“二牛一人式”的耕作方式，少数为“一牛一人式”，主要发现于陕西三原李寿墓及甘肃莫高窟等地，且数量较多。宋代是我国耕织图发展的重要时期，楼璹（shú）绘制的《耕织图》系统描绘了南方农业耕作生产的全过程，后世依照楼图临摹和翻刻者众多。清代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临摹楼图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

——摘编自张铭《历代<耕织图>中农业生产技术时空错位研究》

材料一   西汉时期，大臣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徙民实边”，大臣赵充国曾向汉武帝建议“屯田于边防，戍卫与垦耕并顾”。……到了明朝，统治者更是大兴屯田。为结束元朝梁王巴把剌瓦尔密在云南的统治，早日实现全国统一，朱元璋欲取道贵州，进攻云南。但当时的贵州，交通梗阻，经济落后，民族关系复杂。为解决这些问题，朱元璋决定在贵州屯田。明代因军屯、民屯、商屯进入贵州的人数约三四十万，其屯田总计约400万亩。朱元璋采取了“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即把“地狭民稠”地区的居民迁往“地广人稀”的边疆。

——摘编自舒彩前《古代移民实边政策的当代借鉴意义》

材料二   1840年的鸦片战争，……我国沿海地区和东北、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一些边疆省区的外患日益突出，出现了边疆全面危机的严重局面。……应该说，自明代以降，在中国内边防务问题依然严重存在的同时，现代意义上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可清朝统治者面对边疆防务这种变化的形势，仍沉迷于治理“内边”的传统治边政策而不思也不会防备外患，致使前期治边政策的辉煌很快成为明日黄花。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治理——从历史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