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城市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使执政者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其中矛盾最集中的又莫过于对商业的管理。面对新形势，宋廷没有囿于传统，而是积极应对，在牙人、行会和伪钞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丰富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王伟超《宋代城市新兴商业管理制度》

材料二   从清代前期江南省、府、县三级官员的若干政令文告集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对于田土、房屋产权交易俗例的规范，货币与度量衡、牙行的管理，市场秩序的维持，以及某些市场活动的管制，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总体而言，商业与市场管理在明清地方行政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地方官员面对商业经济问题时，基本都提不出具体的应对方案，多数情况下只有类似“严拿究处”“置之重典，决不姑容”等疾言厉色的训诫，即便佐以枷号、杖责、徒刑之类的威胁，在行政上仍缺乏实施细则、有效的监督和执法力量，只是一纸空文。

——摘编自黄敬斌《清前期江南地方政府商业管理初探》

材料一

画家描绘了多个社会问题，孤立地看，是一个个互不关联的偶发事件或可供欣赏的噱头，联系起来看，则是一桩桩有着内在深刻联系的失政之象，特别是画家超出了绘画表现事务的常规，描绘了一系列交通险情如惊马闹市、船桥欲撞等，这绝不是为了赏心悦目，描绘这些，既不是画家创作的突发性，也不是开封生活的偶然性，而是北宋末年日益衰微的朝廷政治必然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弊病。一个受儒家思想熏陶、善于针砭现实的画家，是不会熟视无睹的。

——余晖《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

材料二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现实主义风俗画卷，仿摹者众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版本是在乾隆元年（1736年）由清宫画院五位画家合作画成。清院本对复杂的生活作了集中、生动的概括，以简练的笔法动静结合，再现了当时汴京的风貌，增加了明清时代特殊风俗和情节。同时，由于西洋画风的影响，街道房舍，均以透视原理作画，并有西式建筑列置其中。此卷用色鲜丽明亮，用笔圆熟细致，是院画中极精之作。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一

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业产量的增长来看，宋代全国耕地约5.6亿亩，明代约7.842亿亩，清代达到9.248亿亩。宋代年平均粮食产量为464亿斤，明代则上升为696亿斤，清代剧增至2320亿斤。毫无疑问，这些农业上的成就与其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摘编自沈定平《从国际市场的商品竞争看明清之际的生产发展水平》

材料二

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商、赣商、鲁商等聚集着众多商人的商帮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大宗商品在不同的经济区内交换，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贸区。江南经贸区是在江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等基础上形成的。江南向全国输出的主要是相对高值的丝、棉纺织品，从全国输入的是低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粮食、大豆、蓝靛、木材、纸张等。

——摘编自唐文基《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材料一 洛阳城城墙“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采用《周易》中具有吉祥意义的九、六之数；宗庙，社稷分别建在南宫的左右两侧，城内的金市在南宫北面，这与《周礼》“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布局相吻合。洛阳城以南宫正宫门—平城门—城外寰丘为主轴线，“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东汉洛阳礼制建筑中的南郊、五郊中的南郊、明堂、辟雍、太学、灵台等均建在洛阳城南，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祭祀礼制建筑区。

——摘编自黄建军《中国古都选址与规划布局的本土思想研究》

材料二 罗马城的城墙几乎都不规则，这与罗马“七丘之城”地势不平坦有关。古罗马广场位于罗马城的中心，广场上建有裁判所、庙宇、斗兽场、市场、市政厅等公共建筑物。城内许多房屋上都有一处专门用来写商业广告的信息壁。罗马人继承了雅典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喜欢在公共场所高谈阔论、评论时政。公共浴场对于罗马人来说不仅是洗澡的地方，更是一个发挥着社交中心作用的地方。5世纪初，罗马公共浴场已达856个。大量普通群众以及无产者把许多精力花在洗浴上。罗马人在建筑物的地面、墙壁、拱门、壁龛和天花板上均用绘画、镶嵌和浮雕艺术装饰。罗马各朝皇帝也竞相营建大型建筑，奥古斯都以空前的壮举修建了一大批豪华建筑。

——摘编自周义保等《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城城市特征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