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朝时，对外贸易的陆上通道已是四通八达，除西北丝绸之路外，在西南有通往印度的“永昌道”，在东北有去朝鲜、日本的“乐浪道”。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带“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唐朝始设市舶使，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设在海上贸易频繁的广州，当时皇帝及相当一部分大臣认识到“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宋神宗诏令：福建沿海口岸有南洋各国商舶到达，查验是否有“公凭”，如已经抽买（征税），凭“回引”（纳税凭据）即可通行。

——摘编自倪方六《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材料二   两宋期间，丝绸之路被金、西夏等所阻，对外贸易只好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海路进行。当时与宋朝通商的海外国家，共五十多国，总称为“海南诸国”。中国过去的海外贸易，主要为统治阶层带来珍贵的奢侈品，整体经济收益不大。然而，宋朝的海外贸易不仅在规模上远超过前朝，而且为政府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宋朝因此设机构负责管理和推广海外贸易。

——摘自杭侃《两宋：在繁华中沉没》

材料三   

材料一   北宋都城汴京最繁荣的商业街是宣德门东的潘楼街、土市子一带，州桥东的相国寺一带等。潘楼街一带是金融中心。金银交易的发达和交子、会子等货币的发达，正说明了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相国寺位于城市繁华区，正在汴河北岸，交通便利，因而形成大的交易市场。城内还有一种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游艺、茶楼、酒馆。这种瓦子全城有五六处。

——摘编自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

材料二   晚唐以来商业中心兴起，至两宋而大盛，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城市发展的新起点，即商业镇的出现。这些县以下的镇级聚落的发展，主要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功能而不是行政功能。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不设城墙的、在交通交汇处以手工业或贸易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当发展至一定规模时，政府便赋予它新的城市行政身份。不少镇是在大型商贸城市周边出现的，如在开封府便有31个镇，河南府有22个镇，大名府有20个镇，成都府有19个镇。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材料一   尽管960年北宋建立，但是宋朝始终与北方辽、西夏、金等政权长期对峙，导致交通阻碍，陆上丝绸之路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靖康之难后，宋朝皇室南迁，南宋建立。政治中心的南移，以及大批掌握先进技术的工匠和农民南迁，使经济重心也伴随南迁。南宋政府更加注重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有宋一代，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近50个，根据考古资料发现，在南亚、东南亚、欧洲甚至非洲都有宋代瓷器的出现。19世纪以后，西方列强倚恃坚船利炮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来，这次他们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侵略，在中华大地上到处抢滩夺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悠久的丝绸之路由此蒙上一层重重的雾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60多年的发展与积淀，一个自信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标志着丝路实践进入了3．0时代。

——吕文利《丝绸之路的“三个时代”》

材料二 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让商人自由经商,“为地方行旅谋安,于诸大道中置卫士”,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窝阔台通过征服高丽与西征,打通了东北亚到中亚的丝绸之路……“原来金山一带‘深谷长坂,车不可行’……窝阔台率军西行时‘始辟其路’”。1251年蒙哥设置别失八里行省,执掌西域的军政事务。

——摘编自孙秀君《论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对陆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材料三 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代，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成“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

——齐涛《朝贡外交和朝贡贸易》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应用、推广及大量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着必然的联系。据统计和考证，《山海经》里著名的铁山之中，“秦地即占10处之多”，河南、山西都有铜矿。战国早期，出现用退火热处理方法获得的展性铸铁（可锻铸铁），并出现“一范两器”的范具。随着铁制农具种类的丰富和形制、功能的创造，农民希望掌握新型工具从事和发展农业生产。战国时期，列国诸侯相继变法，铁农具的制造生产在各国“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摘编自杨玄《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金属农具的分析研究》

材料二   武帝以（赵）过为搜栗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三脚耧车）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楼，皆取备焉，日种一顷（100亩）。至今，三辅（陕西中部地区）犹赖其利。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两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

——摘编自【东汉】崔定《政论》

材料一 1685年，清廷始开海禁。次年，仿明末“牙行”（向政府申请外贸特许经营权的贸易组织），开设“洋货行”，与洋商进行贸易。此后洋货行数目不断变化，但在广州俗称“十三行”。十三行的行商须为洋商提供住所，交易完成后，洋商限期离境。1757年，清廷将广州定为唯一的外贸商埠。“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当地特产）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材料二 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洋商到广州后，应在指定寓所居住，由行商管束稽查。“凡非开洋行之家，概不许寓歇。其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清廷还规定，外国商船到广州后，“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纳税）。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三行逐渐衰落。

材料一 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让商人自由经商,“为地方行旅谋安,于诸大道中置卫士”,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窝阔台通过征服高丽与西征,打通了东北亚到中亚的丝绸之路……“原来金山一带‘深谷长坂,车不可行’……窝阔台率军西行时‘始辟其路’”。1251年蒙哥设置别失八里行省,执掌西域的军政事务。

——摘编自孙秀君《论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对陆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材料二 “1219年春,成吉思汗统领大军出发亲征花刺子模,此外,还有金国、西夏新归附的契丹军、汉军、河西军以及大批能工巧匠。”“成吉恩汗从不花刺进军撒麻耳干……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如技术工匠)被带往蒙古。”《丝绸古道上的文化》载:“马可·波罗及其他一些欧洲人,都曾作为传教士或者外交使节去过蒙古地区或中国,如果没有蒙古的和平环境,他们的旅行就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

——摘编自马婷《蒙古西征与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流动，既有居住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流徙，也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纷纷外迁。据《晋书·文帝纪》记载，当时“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八百七十余万口”之多。西晋时，在全国设21个州，有20个州遍布着流动人口的足迹。见于记载的两晋流动人口约150万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占人口输出区总数的1/2左右。其中，由秦、雍地区流出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1/3；从并州迁到冀、豫等州的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2/3。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据曹文柱、赵世瑜、李少兵等著《乾坤众生》整理

材料一   唐代实行租庸调制，成年男子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其每年需向国家交纳粟二石，为租；交纳绢二丈、棉三两或布两丈五尺、麻三斤，为调；需为政府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徭役，丁男可采取“输庸代役”的方式以免役。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农民大量逃亡。安史之乱爆发后，政府新增很多税收项目，但并没有解决经济困局。780年，宰相杨炎将此前的租庸和名目繁多的杂税合并为地税和户税，地税是履亩征税，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收绢帛和钱，分夏秋两次征税，此为两税法。

——摘编自李军《从租庸调到两税法》

材料二   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杨炎变为两税，……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租庸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杂徭仍复纷然。……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