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缓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玮机抒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年）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在洋布畅销的情势下，90年代以后，中国官商也开始自设机器织布厂。先是上海设机器织布局，后来湖北也设立了机器织布局，开始在本土生产机织布。此后至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各地商人纷纷开设机器织布厂。仅在1897-1912年的十五年间，全国各地就新开设机器织布厂约六十家……掀起了一股设厂热潮……从此，民间俗称的“洋布”不再只是指由外洋输入的外国棉织品，而成为以新式机器纺织的机织布的通称。

——摘编自李长莉《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

材料一：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桎梏。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材料一：手工业是中国古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中国的手工业就已经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西汉时期，在齐郡设置的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到明代前期时，官营手工业占用的工匠已多达三十余万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部门，同时古代中国手工业生产有着大量的发明创造，如造纸术、印刷术等；也有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各项技术，如冶金技术中的灌钢法；同时古代中国陶瓷、纺织、漆器等手工业中令人惊叹的精湛工艺水平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摘编自黄文莲《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材料二：在近代中国，无论城市的还是乡村的手工业，也无论是手工工场还是家庭手工业，大多是在商业资本的支配下徐徐发展。从1875年的磁州煤矿到1890年的大冶煤矿，在中国第一代的14家新式煤矿中，无一由原来手工采煤的土窑业转化而来。在商人包买主广泛控制下的手工棉纺织业，也无一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机器纺织工人。中国近代手工业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一些手工工场开始使用机器。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始终以分散的个体生产为主体，没有摆脱“悉听小民自为”的家庭生产之境况。

——摘编自陈庆德《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   追至嘉靖末，隆庆间……末富居多，本富益少。

——摘编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材料二   （明）除征收市镇店肆门摊税、市找门摊税外，在交通要地遍设关卡征税，几乎每隔十里就有一道关卡……商税又极苛重，例如，一船灯草、蓉帚，只值一两多银子，而货物税和船税却要三四两银子，小商人只得弃船而逃，或焚货而去。

——摘编自汪昌海、李桂娥等《华夏货殖五千年》

材料三   清统一台湾以后，曾开放“海禁”，并于广东澳门、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和江南云台山设立海关，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但后来由于西方侵略势力在中国沿海进行种种非法活动，清廷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封闭其他口岸，只准在广州一地通商……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不需要从外国输入大量商品……而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沿海各地的种种侵略活动，也不能不引起清廷的严密注意和防范。

——摘编自魏千志《明清史概论》

材料一   明初推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后由于政府滥发宝钞，民间开始自发使用白银，官方赋役也逐渐改为白银上缴，白银逐渐成为流通领域中的主要货币。到16世纪中叶，明政府停发宝钞，并正式确立了白银的官方合法地位。但明朝银矿稀缺，国内开采的白银不足以应付政府开支。面对银荒危机，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明政府开放海禁。通过对外贸易，相当大部分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以白银为主要货币，从而促使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围绕白银，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

——摘编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野》等

材料二   1816年英国在世界上首先实行金本位制，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行了金本位制，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英国在19世纪的国际货币关系中占有统治地位。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再一次发生变迁。

——摘编自李晓耕《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缘起》

材料一   （中古时期的欧洲社会）存在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领主附庸集团，它是日耳曼人的家族血缘制度、亲兵制度和罗马的军事体制中逐渐产生出来的，与同样带有军事色彩的领主、农奴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特殊的贵族等级制度；教会，开始拥有精神方面的领导权，掌握世俗的伦理和信仰。

——据马克《世界文明史（上）》

材料二   对许多人来说，中世纪就是“黑暗时代”，是契入古罗马和文艺复兴之间的一个巨大错误。由于种种原因，对中世纪的这种不公道的观点持续了整整500年。无论如何，中世纪都不是一个沉睡的、可怕的时代，而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

——（美】朱迪斯·M·本内特等《欧洲中世纪史》

材料三   在一个庞大的封建农村社会旁边，就站立起了一个弱小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弱小，却充满了生机，它是在封建社会主流体制外不断发展的，形成了价值标准，创造了新的文化，正是从这个体制外的力量中，孕育出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

——钱程旦《现代文明的起源和演进》

材料四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指出：“若说近世史应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应当是宋以后……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北宋以后堪称近代史。”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材料五   1492年哥伦布首次航行到美洲大陆，引发了一场在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的大交换。有学者称之为哥伦布大交换。欧洲移民漂洋过海来到新的土地生活，他们带来的小麦、葡萄、马匹、牛、猪等使得美洲食物和营养的供给快速增加；他们携带的传染病使美洲的土著人口数量锐减。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番茄等作物在他们的传播下也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生根发芽。

——摘编自《新全球史》和《哥伦布大交换》

材料一   北宋都城汴京最繁荣的商业街是宣德门东的潘楼街、土市子一带，州桥东的相国寺一带等。潘楼街一带是金融中心。金银交易的发达和交子、会子等货币的发达，正说明了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相国寺位于城市繁华区，正在汴河北岸，交通便利，因而形成大的交易市场。城内还有一种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游艺、茶楼、酒馆。这种瓦子全城有五六处。

——摘编自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

材料二   晚唐以来商业中心兴起，至两宋而大盛，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城市发展的新起点，即商业镇的出现。这些县以下的镇级聚落的发展，主要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功能而不是行政功能。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不设城墙的、在交通交汇处以手工业或贸易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当发展至一定规模时，政府便赋予它新的城市行政身份。不少镇是在大型商贸城市周边出现的，如在开封府便有31个镇，河南府有22个镇，大名府有20个镇，成都府有19个镇。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材料一 （北宋）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人。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北宋）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贸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商品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酒楼、茶坊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