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辽西夏对峙时期，北宋的东京开封府是最大的商业中心，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性商业都会。这些大商业城市已完全突破坊和市的限制，商业活动也更为自由。在县城下面，有许多镇市，城镇郊外的农村还有草市定期集市贸易。在南宋统治区内，商业以杭州为中心，在长江流域及江南广大地区继续发展。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 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克、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一   临安府（杭州）是南宋的都城，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商业中心。在宋金战争中，北方人大量南迁，其中不少士民和商贾都集中到杭州，使杭州的人口大增。杭州市场上的各种商品，都来自其他地区，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杭州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皆是，“即无虚空之屋”。大街上的买卖昼夜不绝，而且“万物所聚”，交易量很大，珠子市的买卖“动以万数”，尤其兴隆。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二   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经济作物棉、麻、桑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后期农业领域的新现象，他们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的管理，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明朝后期，在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的经营手段。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广州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外贸海港，宋立国后率先在此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宋人赵汝适在其《诸蕃志》中列出了与宋代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名称超过了六十个。宋政府为保障入港商船的-安全及防备走私，开始执行“望舶之制”，专订在广州、泉州等港设置了望检司。两宋海外贸易的规模之大，在市舶司净利收入中可略见一斑。宋初59万缗，徽宗时110万缗，绍兴年间更高达200万缗。宋代海外贸易的范围自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湾，确为汉唐所未有。宋朝借助海外贸易这一个充满巨大经济利益的平台，吸引国内外的经济要素不断进入近海区域，参与到近海市场的经济活动之中，从而为近海市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廖伊婕《宋代近海市场研究》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呈现总体逆差，逆差累计额达381亿美元；90年代（除93年外）基本为顺差，顺差额为486.5亿美元；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1年，我国对225个关税税率进行下调，减少和取消商品配额和进口限制等非关税壁垒手段，在出口方面实行出口退税制度，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基础。

——孙玉琴《中国对外开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