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初（980年）全国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四十万。此后的一百余年，人口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进入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一亿四千万。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如果说，各类耕地的开垦，例如淤田、山田、圩田等的出现，是一种外延式的发展；那么，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便是更为重要的内涵式发展。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区域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唐朝的长安是一个棋盘状的封团结构，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许多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居民区—一“坊”，商业区也封闭在“坊”的区域内，这就是“东市”和“西市”。这种封闭性结构在宋朝的开封被打破了，为都市增添了繁华的商业气息与市井色彩。开封城的街道互相连通成街巷网络，把商业区与居民区交织在一起。在许多交通便利的街巷中，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瓦子（娱乐场所）等连成一片，形成摩肩接踵、昼夜喧阗的商业长廊。街道两旁随处可见各类商店的招牌幌子：“王家罗锦匹帛铺”“刘三叔精装字画”“孙羊店”之类丝绸店、裱画店、饮食店，以及亵华的招商旅馆等。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其中六百四十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别属于一百六十行，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交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此外还有三干家称为“脚店”的小酒楼。名闻遐迩的东京相国寺庙会集市，各地来的商品琳琅满目。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商业气息的浓厚，表明这一时期的商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4 . 材料一：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涌现出大量的工商业市镇。江南市镇的发达，当然不是在明清时代突然出现的，从宋代开始，正式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农产品的交换与流通日益频繁，江南农村的草市及定期市逐渐演化为商业性的聚落。一些传统的城镇，随着商业化的影响，军事及行政功能渐趋退化，商业功能则日渐浮现。

——《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城市化进程,可以通过人口流动的数字得到说明。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不间断地流向城市和工业。1751-1780年的 30年间,英国离开农业的人口总数为75000人…… 1821-1830年间为267000人。截至19世纪中叶, 英国城乡人口的比例已经彻底改观。据统计，到1851年时,英国总人口为1800万,其中农村人口占 48%，而城市人口占52%。

——摘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一   明清时，唐宋以来被称做“草市”的新型市镇得到充分发展。据统计，宋代江浙地区在行政中心之外，出现了71个市镇，明代达316个，清代增至479个，市镇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数十里。一些市镇的规模与居住人口都超过府县治所，这些市镇充斥着米行、布庄于手工作坊，收纳周边各题民户产品，进行深加工，吸引外地客商。行销远方市场。

                                                                   ——摘编自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文集》

材料一   明中后期，徽州“贾人几遍天下”，“不知贸迁”而贫困者受到鄙视。福建各地出产的绸、纱绢、铁、纸张、糖及荔枝，柑橘，”下吴越如流水”。景德镇的陶瓷、湖州的丝绵、漳州的纱绢、松江的棉布、杭州所产金箔及胭脂，行销日本，以至于有“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之说。明后期付元初在《论开洋禁书》中说：“西洋”（今泰国、柬埔寨等地）的苏木、胡椒、犀角、象牙，“皆中国所需要”；占有吕宋（今菲律宾）的葡萄牙、西班牙人，“好中国绫缎杂缯”，潮州丝在原产地一斤值白银一两，运送其地则“得价二倍”。直至十九世纪初，中国手工品在东南亚与东亚地区都保持其影响力。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等

7 . 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诸多商帮中，不仅有“山西帮”的晋商，也有“安徽帮”的徽商，他们经商的共同特点是注重与官府的关系，依仗特许权从事垄断性经营，成就发财之梦想，而后起之秀的“宁波帮”则摒弃了前两者结托官府、单靠商业的缺陷，引进西方工商理念走上了开拓创新的实业之路，从而迅速崛起并闻名于世。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9 . 【加试题】事物的变化，历史的延续，是人们观察、分析问题的重要尺度。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古者四民（士农工商）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大概）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计较细微）之风日益甚，然则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

——沈垚《落帆楼文集》

材料二   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自黑龙江之瑷珲（今黑河市），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中国96％的人口密布在总面积约占36％的东南土地上，而总面积64%的西北地区人口才占到4％，“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此即“胡焕庸线”。

有意味的是，“胡焕庸线”与长城的线路走向多有叠合，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几乎重合。有研究者认为，“胡焕庸线”出现于1240年左右，在“胡焕庸线”两侧，自然生态禀赋差异明显，由此锁定了中国古代经济的格局。翻检平遥古城、皖南古村落等凝聚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精神的世界文化遗产，亦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的东南一侧。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突破“胡焕庸线”的一缕曙光已然初现。

——整理自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李扬等主编《智慧城市论坛》

（1）根据材料一所论“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结合所学，以汉、唐为例，概括指出宋代以前商人的社会地位，并提炼总结作者的主要观点。

（2）围绕“胡焕庸线”的认识，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胡焕庸线”所反映的南宋以来中国古代经济格局与突破“胡焕庸线”的“一缕曙光”。②平遥古城和皖南古村落与明清中国商帮的关系及其商业文化特色（只列观点，不加阐述不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