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巴蜀地区城市居民生活所需的农副产品、日常用品，乃至各种奇珍异宝，皆能在市场上买到，农村地区的手工业品、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城市市场中。城市中居民大都脱离农业生产，生活所需多从专业化的“米市”“布市”中采购获得。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兴起，在“市”以外各坊日渐散布商肆店铺。城市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肆、酒楼，开设了大量的旅店以供住宿，不仅有许多官、私医生可为人们诊病，而且还设有药市或药肆等为居民买药提供方便。
——摘编自李映涛《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特征浅析》
材料二 15~18世纪，英国伴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张，旧的国内贸易格局逐渐被打破，商业联系加强，跨区域长距离贸易迅速增多，大宗商品如羊毛、呢绒、谷物、畜产品等都在国内市场上大规模地跨区域流动，统一的国内市场最终形成。对外贸易主要贸易区由最初的欧洲拓展到东印度和美洲，到l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已经遍布全球各地。 1554~1680年间建立了 49 个股份制公司，至1695年，增加到150个。商店、交易所、客栈等灵活自如、方便及时的新的流通方式出现。伴随16、17世纪商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各种信用手段如借贷、汇票、期票、债券和抵押等都已流行。 17世纪中期以后，汇票也成为一种可转让的票据。18世纪时，信用是贸易运作的关键，许多公司的资产都是以信用结算而不是以现金结算，筹措资金也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了公共财政改革，以发行证券与公债券来筹集资金。
——摘编自王瑞红《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及对商人的挑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的特征，并简评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人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南宋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宋代以来，国家不断推行改革。历代改革均涉及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但一般来说，均平赋役和整顿吏治始终是国家改革的两个重点。而这两者又均与“富民”阶层紧密相关。“宋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明清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镇，一大批工商业市镇以及商品经济发达的府域得到快速发展，其中江南地区尤多。刘家港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依托发达的航运，商品北达京师，西至巴蜀，甚至销往欧洲，消费市场十分广阔。明中后期的苏州，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手工业者或与之相关联的从业人员在当地生产出的大量商品都被销往外地，江南地区自古就有“重农不抑商，扶商不危农”的商贸传统。江南市镇从农村商业产业链的发端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发展手工制造业，向内、向外拓展交易市场，形成了富有江南特色的商品经济模式。
——摘编自张轶伦《明清江南市镇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富民”阶层崛起的原因，并从国家发展与治理的角度分析“富民”阶层产生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材料一 角抵，亦称角力、相扑，秦时往往同射御等活动一道进行，主要出现在宫廷当中，观赏性较强。到隋唐，角抵从宫廷走向民间，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人戴兽面，男为女服”等新形式。武则天在位时，规定每年十月军中集中习武，主要是练习射箭、武技和角抵。成书于北宋政和年间的《圣济总录》云：“七八月之间，山岚烟雾蛇虺郁毒之气尤甚，故当是时，瘴疾大作。”故在七月中元节，民众多喜角抵，“云秋瘴气也”。两宋时期，在瓦舍、勾栏中出现了专门的角抵表演场地和团体，在上元节等节日中，也有角抵专门演出，“论输赢”已成为宋代相扑比赛的重要形态。《梦粱录》中将女相扑手称为“女占”，赛关索、黑四姐等技艺高超的女艺人名号在宋代广为流传。
材料二 《孟子》中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隋代柳或上书认为（角抵)“内外共观，曾不相避。……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柳或的奏请，得到了当时皇家的认同。开元年间，唐玄宗同样以“伤风害政”为由禁绝广场角抵。角抵运动竞技性的增强，带来了一定的运动伤害，宋代政府也多次以诏令形式予以禁止。元代以后，汉地角抵活动日趋衰微。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曹景川《传统伦理与古代角抵治理研究》等
提取材料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对唐宋时期角抵运动的兴衰加以历史阐释。
材料一：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说：“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南宋时，《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感慨：“噫！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指宋代）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朱元璋告诫臣僚：“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
——摘编自吴钩《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材料二：宋朝商税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至道（宋太宗年号之一）中，岁入（商）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宋真宗年号之一）末，增八百四万贯”；庆历（宋仁宗年号之一）年间，商税收入更是达到“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熙宁十年，华亭县辖下的青龙镇，商税收入达一万五千贯。
——摘编自脱脱等《宋史》、徐松《宋会要辑稿》
(1)依据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说明宋朝“重商主义”的利弊。(2)在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在继承中发展，比如对核心思想“仁”的论述。阅读下表，回答问题。
| 朝代与人物 | “仁”的论述 |
| 春秋孔子 | 孔子的核心观念是“仁”，意为关爱他人，进而主张统治者顺应民心，爱惜民力，“为政以德”，通过以身作则的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 ——中外历史纲要上 |
| 西汉董仲舒 | 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人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董仲舒 |
| 明王阳明 |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 ——传习录 |
| 明末清初黄宗羲 | 正言仁义功用，天地赖以接续不坠。自后世儒者，事功与仁义分途，于是当变乱之时，力量不足以支持，听其陆沉鱼烂，全身远害，是乃遗亲后君者也。——黄宗羲 |
材料一根据《中国滋味：盐与文明》整理中国古代盐政发展简况
| 时期 | 简况 |
| 夏商周 | “盐虽入贡，未尝有禁法” |
| 春秋战国 | 有私商以盐致富，如猗顿以贩卖河东池盐发财。齐国管仲提出“官山海”的盐法，主张国家垄断专卖。商鞅变法主张“壹山泽”，国家控制盐的生产和流通，商人分销需交重税。 |
| 西汉 |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卖，设置盐官，尽收盐利。 |
| 东汉 | 光武帝废除食盐专卖之法，听民制盐，自由贩运。在产盐区设置盐官收取盐税。汉章帝时期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官营办法。 |
| 三国两晋 南北朝 | 多实行专卖，南方对食盐实行征税制。 |
| 唐 | 唐代盐业政策继承前代的征税制，官营制度、无税制（对盐池、盐井），也有创新，例如盐的代租制、租佃制。各地盐法有不同且有变化。 |
| 五代 | 盐法逐年严密，期间也一度松弛盐禁。 |
| 宋 | 建立完备的食盐专卖制度。初期实行官卖法（官运官销），后主要实行通商法（官府把官盐卖给商人销售）。 |
| 元 | 盐法逐渐严密，官盐渐贵，强配民食引起民怨。 |
| 明 | 前期主要实行开中法，实行民产、官收、商运、商销。明神宗时期，政府将食盐收买运销之权都交给商人，从此开中法废止，民制、商收、商卖的纲法兴起。 |
| 清 | 由户部管理全国盐务，盐政之权分与各省。食盐销售主要实行官督商销，使专业盐商垄断了盐的收买、运输和销售。 |
——摘编自王仁湘《中国滋味：盐与文明》
(1)根据以上材料，概括中国古代盐政发展的特点。采用一个新的时间尺度，对古代的盐业经营变化进行阶段划分，并简要说明划分依据。
(2)根据材料二，说明蔡京创行“盐引”的直接作用。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代开中制实施的背景及影响。
材料一 汉朝时，对外贸易的陆上通道已是四通八达，除西北丝绸之路外，在西南有通往印度的“永昌道”，在东北有去朝鲜、日本的“乐浪道”。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带“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唐朝始设市舶使，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设在海上贸易频繁的广州，当时皇帝及相当一部分大臣认识到“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宋神宗诏令：福建沿海口岸有南洋各国商舶到达，查验是否有“公凭”，如已经抽买（征税），凭“回引”（纳税凭据）即可通行。
——摘编自倪方六《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材料二 两宋期间，丝绸之路被金、西夏等所阻，对外贸易只好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海路进行。当时与宋朝通商的海外国家，共五十多国，总称为“海南诸国”。中国过去的海外贸易，主要为统治阶层带来珍贵的奢侈品，整体经济收益不大。然而，宋朝的海外贸易不仅在规模上远超过前朝，而且为政府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宋朝因此设机构负责管理和推广海外贸易。
——摘自杭侃《两宋：在繁华中沉没》
材料三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特点，并结合所学说明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朝山西商人商业活动的特征。
材料一 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 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东京酒文化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北宋相比德国近代葡萄酒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汉武帝统治前期推行“有为而治”的指导思想，执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的经济政策，对外穷兵黩武，导致统治后期民怨沸腾，被迫下轮台罪己诏。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命霍光、桑弘羊等人辅佐幼主昭帝。前81年，霍光召集全国各地选出的贤良文学人士进京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盐铁会议召开。 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进而攻击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作为这些财政措施的经办人，桑弘羊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就盐铁等政策的存废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论辩。会议结束，朝廷仅罢去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但经济上官营政策有了一定收缩，这场会议中的贤良文学人士普遍得到了重用。
——摘编自陈启喆《盐铁会议和西汉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 明洪武元年（1368年），统治了97年的元王朝被推翻，但残余势力仍旧盘踞北方，朝廷屯重兵于九边重镇，每年需要军粮250万石，给国家造成了较大的财政压力。 洪武三年，朱元璋采山西行省官员建议，令商人于大同仓交米1石，或于太原仓交米1石3斗，发给淮盐1小引（200斤）。 商人纳毕，就可以拿着发给的盐引前往指定的盐场领
取食盐售卖，此即所谓“开中法”。 同时规定，商人贩卖食盐，必须持有盐引，盐与引离，或伪造盐引，即以贩私论处，罪至死。 自此，民间贩盐事业迅速发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时期，全国产盐最多的两淮、两浙两个盐区，每年办大盐引（400斤）为 572 400 余引，约占全国盐引数的一半。
——摘自朱宗宙《明清时期盐业政策的演变与扬州盐商的兴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盐铁会议争论的实质及带来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开中法实施的背景及影响。
材料一 唐代“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其中“禁珍异”带有明显的货物检验特征。宋代市舶司正式被赋予进出口商检职能，通过“征榷”等手段对货物进行管制，依据货物不同品质确定不同的抽取税率。元代颁布的《市舶则法》规定，舶商必须“依例招保舶牙人保明，牙人招集人伴数名”，下船收买货物开具的公验上写明“本船财某人、纳首某人、货物斤重”等货物与船舶鉴定的内容。明朝时商检职能逐渐交由市舶牙行担任，牙行在朝贡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代十三行明确规定，“货价既经协议妥贴以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罚”。
——摘编自徐鉴《中国早期商检机构的萌芽》
材料二 1929年以前，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检验流程多为外国人把持，在借鉴英法等国的商检立法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将各类检验机构接办或收回，在全国重要通商口岸设立商品检验局，统一进行行政管理。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集结工商业人士，先后召开三次商品检验会议，对全国商品检验实施程序案、各项商品检验标准等进行具体商讨。1930年出台的《商品检验暂行条例》明确了商品检验任务包括：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搀伪积弊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毒害危险可能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需要鉴定等级者。
——摘编自陈晋文《近代商品检验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商品检验机制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海关商品检验制度确立的背景，并简析其作用。
材料一 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宋太祖、宋太宗）时谓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市舶司。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北人过海外，是岁（一年内）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一年内）不归者,谓之"住唐"。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过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
——摘编自[北宋]朱或《萍洲可谈》
材料二
| 史料 | 出处 |
| 崇宁五年（1106年）三月四日，广州市舶司旧来发舶（民间商船）,往来南蕃诸国博易回，元丰三年旧条，只得却赴广州抽解（交税）…… | 《宋会要·职官》 |
|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七月七日，秘书少监知广州陈世卿言，“海外蕃国贡方物至广州者，自今犀象、珠贝、拣香、异宝，听赍赴阙……赐予所得贸市杂物则免税算” | 《宋会要··蕃夷》 |
| 景德四年（1007年）七月甲戌，真宗命内侍高品周文质为广州驻泊都监，谕之曰：“番禺宝货所聚…… | 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 |
| 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货物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啡、宾铢、璧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苏木之物 | 《宋会要·职官》 |
| 南海（北宋广州）,广东一都会也……海舶贾番，以珠犀为之货，丛委于地，地大物夥，号称富庶 | 明代《广东通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