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宋时期,随着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造船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罗盘针的使用,我国瓷器、丝绸等商品畅销南洋等地，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海商群体。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发布诏令“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两宋政府在主要通商口岸设置了“怀远驿”“来远驿”等机构以接待外国客商。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阁婆(爪哇)、占城、勃泥(加里曼丹)、麻逸、三佛斋(苏门答腊)诸蕃并通货易”。

——摘编自金亮新《宋朝经济立法探析》

材料二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大量的洋货源源不断地输入厦门。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厦门外贸市场首先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势力占据优势地位。甲午战争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宣告最终解体。随着日本强占台湾地区及世界经济体系结构的不断变动,中国东南沿海以香港、台湾等地区为中转基地，与东南亚各国和地区以及日本等国和地区进行贸易,初步形成了跨国界的地域经济圈。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关注厦门的开发并不断汇款回国,使厦门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不断发展。

——摘编自 刘梅英《从厦门近代外贸市场的嬗变看地域经济圈的重要作用》

材料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海上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比较起世界上其他任何社会。中国社会在这1000年中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利益和心理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中国是如此成功和舒适，以致它虽未完全停滞不前，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