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宋代时，政府实行恤商政策，商人们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交易的场所大大增加。唐朝以长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还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国际性的水陆交通通道，从而促进了中国和欧亚非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交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国内市场的联通，也大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使对外贸易的税收成为南宋政府的重要的财源。商业资本的扩大和商品交换的频繁，从而使货币铸造量猛增，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时期应运而生。

——摘编自《商品经济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

材料二   最繁华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五大工业区，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苏、松、嘉、杭、湖五府还有若干新城镇兴起，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杭州的唐栖镇，都是丝织品及其原料的著名产地。正统元年（1436年），鉴于社会上“钱贱而不便大用”“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的客观事实，明英宗下令“弛用银之禁”，于是“朝野率皆用银”。

——摘编自滕新才《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二重性质诱论》

材料一   明中期起，徽州商人在江南经营棉布业极为突出。正德、嘉靖时，徽商程楷兄弟，东贾吴，北贾鲁，“乃吴、鲁人皆乐与少君兄弟游”。嘉靖时，歙县程氏、潘汀州和潘仕等皆曾在苏州经营布业。嘉靖、隆庆时人潘次君者，在江淮业盐，南京业典当，浙江业粮食，而在吴地经营棉布。又如吴良儒，即在吴淞江一带，“以泉布起”，经商的同时，时时奉母起居，“捆载相及，月计者月至，岁计者岁输”，以尽孝道。

——范金民《明清时代的徽商与江南棉布业》

材料二   明清两朝全国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为24866人，清代为26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15.24%，其中明代为3864人，占全国的15.54%，清代为4013人，占全国14.95%。总体而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就有1个多出自江南。江南进士不但数量多，而且名次前，最为显赫，明代状元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自顺治十五年到康熙三十三年的14个状元，清一色是江南人。连中三元者，清代全国仅2人，苏州有其一（即钱棨），“三元坊高竖学宫道左”，天下荣之。人称“国朝文运之盛，江苏为最，他省皆不及也”。不仅如此，江南还出现了父子鼎甲、兄弟鼎甲、祖孙状元、叔侄状元等自古稀见的科第盛况。

——范金民《江南地域文化的魅力》

注：材料中的江南地区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范围内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五个市，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市，还有上海市，也就是江浙的8个省辖市加上海这1个直辖市的范围，面积大约为40000平方公里。

材料一：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瓷、矿冾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锟《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材料一　　魏晋时期的士族阶层格外重视家庭教育,以使本家族在朝代更替、战乱不息的年代里繁衍不衰。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中云:“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目须早教勿失机也。”儿童及早进行教育的好处显而易见，早教主要在家庭中进行，由父母承担教育的职责。父母要把爱护子女和教育子女结合起来，既要循循善诱，又要严加督促。门阈士族多以儒家学说严格教育子女并兼传道家之言。出于立身扬名的需要，士族人家还对子女进行艺能教育，主要是据其家传传统，各有所重，文学、书法、音乐均是其教学内 容。颜之说:“失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家中长辈要有意识地为子女创造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因为身教重于言传。情景教学、因势利导等教学手法以情境激发才思，也深受士族家族推崇。

—— 摘编自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

材料二　　在明清帝王倡导家教“化民成俗”的要求下，在商业和文化并重的地区，徽商“贾而好儒”的习俗氛围，使得一般民众对于子弟的教育颇为重视。为人立世，当以品行为先，正如绩溪商人章策所言:“立品为先，词章为末，务崇实学，勿鹜虚名。”子弟入学前，徽商自觉承担教育子弟的责任，使其具备基本的识字诵读能力，入学后，则与教师密切配合，支持学校教育。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他们还会从培养子弟为商贾所必备的意志顽强、敢于冒险、简朴节约等 素质入手突出训练其长于书算、善于贾道等能力。徽商对子弟自立的要求格外重视，教育子弟自小就要树立靠个人力量谋求生路的志向，不能自立之人，就会破败家业，让先人蒙羞。

—— 摘编自宗韵《明清徽商家庭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