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在此时期，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宋仁宗时，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市合体，新式城市出现。单就从反映流通领域商品价值量的货币总供给来看，北宋中期以后，平均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铸币量的总和，可以想象出当时以交换为目的输入到流通领域的商品数量是何等的惊人。宋代时的中国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的50多个国家通商。
——摘编自赖宝成《论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材料二 城市的繁荣、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唐宋以后，社会经济新因素不断成长；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向近代化萌动，这些都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并且首先是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出现的。中国传统社会最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也是因为商品经济在种种束缚中不能充分发展，无法完成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
——摘编自章开沅主编《中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出现“向近代化萌动”的理解。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宋代汴梁城内外，随处都是店铺、酒店与民居、官署、寺宇相错…甚至连在宣德楼南面一条“车驾出入”的御街及其两的御廊，亦“许市人买卖于其间”。除了店铺随处临街开设以外，流动小贩也走街串户，随处叫卖。在达官贵人的宅舍门前，每日都有小贩卖肉食禽鸟、鱼虾水产及其它日用品。
材料二 1895年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加。城市数量的增加与城市现代化的推进，主要受下列因素影响：在国内外贸易集中进行的地点，特别是各大通商口岸，如上海、广州、汉口等，形成现代工商业城市；在现代矿业发达的地方，如太原、唐山、焦作等，形成工业城市或矿冶城市；在交通枢纽地方兴起新城市，如青岛、石家庄、郑州等。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材料三（＂十三五”时期）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既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也是释放发展潜力的关键。
——2016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
（1）根据材料一，从商业发展的角度分析宋代汴城出现哪些新变化？
（2）依据材料二概括影响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原因及其时代特征。
（3）材料三表明我国推进城镇化的着眼点是什么？
材料 下表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上表是秦汉时期、宋代、明清时期的城市发展概况。分别提取三个时期的城市发展信息,并说明与其相对应的历史时期。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由宗法血族组织降为个体家庭，再加上较为自由的迁移、择业条件，使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能以私有者的身份进行竞争，从而使私营工商业有了相当长时间的自由发展。一些诸侯国统治者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修筑道路，对商业和商贾采取了筅络扶持的立场，积极推动各地物产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工商业者在市场竞争中，竭尽聪明才智，“设智巧，仰机利”，能够“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分析并了解市场信息，把握货物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以求得最大的利润。总之，此时的商品经济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是农本经济的补充。
——摘编自杨师群《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展原因新探》等
材料二 鲜卑族统一黄河流域后，于公元5世纪末实行了均田制等措施，把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商业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发展与繁荣。平城与洛阳等地的市场繁荣，户口般盛。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内设有多个商业区，有洛阳大、小市和四通市，还有通商、达货、准财等十里。大批胡商纷至沓来，“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东罗马帝国），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农村中的商品交换活动也逐渐兴盛。自耕农经济相当活跃，农民有一些剩余生产物要出售，也有一些购买力换回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摘编自张旭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曲折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时期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影响。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材料一 晚明大变局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在全球化贸易浪潮频频袭来之际，大明王朝沿袭着海禁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立海关，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各种力量的作用，铸就了晚明对外贸易的辉煌。正如全汉异所说：“中国的丝织工业，因为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背景，技术比较先进，成本比较低廉，产品比较丰富，故各种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卖，连原来在那里独霸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要大受威胁。”
——摘编自樊树志著《晚明大变局》
材料二 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揭开，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辉煌！由于中国出口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毫无疑问刺激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备。这是值得探究的历史课题，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中国江南的经济水平是领先于欧洲的，至少并不比欧洲落后。
——摘编自樊树志著《国史十六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明大变局”形成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明大变局”对江南地区产生的重大影响。
材料一
材料二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子孙（商人子弟）亦不得仕宦为吏。
——《史记·平准书》
材料三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有一个新的转折。……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行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南宋初年，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真切地反映了北宋时代大城市商业繁荣的面貌。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中册》
材料四 《苏州风俗考》记载了明代苏州纺织业情况是“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工匠各有专能，近有常主（机户），计日受值出心早若机户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材料二中，汉高祖对商人实行什么政策？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什么？
（3）材料三中所说的“北宋时代大城市商业繁荣”有哪些具体表现？
材料一 宋太祖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
材料二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三 内藤湖南（1866~1934年）指出：“若说近世史应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应当是宋以后……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北宋以后堪称近代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夜市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朝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
（3）概括材料三中内藤湖南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宋代历史地位认识的异同。
材料一 征收茶税和实行专卖政策是从唐朝开始的。茶税起初只是就产地及商人征收其后到唐文宗时，根据盐铁使王涯的建议，实行专卖，其办法是“徙民茶树于官场，其田积者”，即实行“官种、官制、官销”制度。对茶的走私，唐代打击十分严厉，不仅组织了缉私队伍，而且规定如贩茶叶3次，总数累计超过300斤者即处死刑。如为茶园茶户，只要私卖茶叶百斤以上，便须“杖背”。如捕获有组织武装的“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
——摘编自林《我国古代茶叶专卖政策和茶税征收办法》
材料二 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是以信誉为基础的。大盛態商号与天亨玉商号是“相与”，平时两家在生意上就互相扶持和关照。祁县的巨富如城内的何家、北梁的李家、贾令的李家等都和乔家是亲成关系。乔家通过婚姻与其他家族组建了关系复杂的社会网络，他们在政治上相互依存，在经济上相互支持，荣辱与共，休戚相关。
——摘编自路康《晋商的群体精神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政府对茶叶生产和销售管理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晋商获得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明代中期，山东、河北、河南盛产棉花，但棉纺织业不及江南，江南精于“织红”“衣被天下”，原料上不得不仰给于北方。东南丝织业“取给与湖（州）茧”，湖广粮食“销至江浙岭南”。许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行销全国，“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者，多或数十万两”，商品“运至蓟、辽、陕，其用至广，而利益绕”。明代中期人口超过1.5亿，富庶的江南地区完全依靠粮食生产不能发挥人力资源的需求。在保持农业精耕细作的前提下，大批劳动力转移到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商业领域。商品贸易往来，市镇骤增，除了南京、北京、杭州、汉口、成都等原有工商业中心外，以丝织业著称的盛泽镇、震泽镇等，以棉织业著称的枫泾镇、朱泾镇等，都是新兴的工商业市镇。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材料二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从事银钱兑换的钱庄在若干商业发达的城市里陆续地建立起来。……封建金融业在这些城市里兴起，表明了这一时期为商业活动服务的货币金融资本有了一定的发展。
——摘编自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商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商业发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