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晋商具有爱国热情，为报效朝廷，常常参与朝廷的平叛与防务活动，捐钱出人都比较踊跃。在国家危难之时，晋商常常直接参与国家的军事行动，保家卫国。晋商的爱国情怀还表现为力争主权。清末，晋商的标号名声逐渐开始衰落，但是他们并没有以此而萎靡不振，依然和全省人民共同团结，全心全力，与想独霸矿权的外国商人（主要是英国商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抗争，始终不屈不挠，最终从英商手中赎回山西煤权，保护了山西的煤矿资源，同时，晋商还舍利取义，回报社会。很多晋商在创业经商积累一定财富之后都会伐善行施、购药治病、架桥修路、接济孤寡、扶持穷苦等。
一指
——编自廖启云、李忠民《晋商责任意识的基本内容探析》
材料二 当时的商人已不再拘泥于士农工商的传统定位，他们将自己誉为社会的中坚，自豪地表示：“今日实业之世界，论人数以商界为至众，论势力以商界为最优。”有的声称；“今日之商家，实操我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也”；有的指出“追文明进步，出产丰富，器用繁多，万国交通，因利生利，而商人居中控御，握一国之财政权，而农、工之有大销场，政界之有大举动，遂悉唯商人是赖。”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变》
材料三 在当代中国，一些企业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用来指导和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同样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2016年（第六届）中国商业文化与管理学术会议上公布的“2016年中国儒商风范企业50强榜单”上，就有华为电子、海信电器、海东集团等知名全业，这五十家企业的儒商风范凸现出儒商精神在当代仍具有其不巧的价值。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缺失，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在这个时候重提和重振儒商精神就显得格外重要。
——黄鹰《儒商精神及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晋商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史实说明近代中国商人如何“操我民族存亡起废之权”。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商精神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商标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后期，作为商业性标记的原始商标就开始产生。春秋战国时期，木工、竹工、漆工、陶工、冶师等工匠为了在商品的交换中便于别人识别自己的商品，在自己的商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的商品标记仅仅具有区别不同生产者或所有人的性质。三国时期，酿酒业已经非常兴旺，出现了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在这里，商标的广告宣传功能已经体现出来。北宋时期，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使用一块铜板制作的白兔商标，基本具备了现代商标的构成要素，这是我国商标史上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商标铜板。明清时期，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地步，出现了不少知名的商标，假冒商标也时有出现。
——摘编自刘晓东《“商标权”名词的历史渊源与演变》
材料二 明代正德《松江府志》：“（松江）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絨毯，皆天下第一。”崇祯《松江府志》所说的“尤尚精敏”的品牌有：三梭布、云布、标布、官布、飞花布、织花绒布等。一些无良商人非法经营，假冒品牌与商标，牟取暴利，在明末清初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松江知府衙门立告示碑，揭露了牙行奸商沈青臣等，假冒松江金三阳字号品牌的违法行为。然而，由于松江优质棉布销路十分旺盛，利润可观，一些奸牙仍然以身试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假冒松江品牌商标，非法牟利。1703年和1713年官府又两次立碑严禁。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商标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时期松江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商标发展和保护的看法。
材料一 中唐以后，整个社会资源开始了打破重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社会上的富裕阶层——“富民”阶层，而另一部分人则丧失了土地财富，成为贫苦者。宋代以后，虽然朝代鼎革，但“富民”阶层的发展一直贯穿整个历史过程，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富民阶层始终是宋元明清的社会基础；国家与富民的关系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富民是国家乡村控制的主要依靠力量。
因此可以认为，宋元明清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整体性的社会，即“富民社会”。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璟《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期，呈现出独特的二元性。社会上既存在着古老的地主阶级和佃农阶级及传统社会的自耕农、商人、手工业者阶层，也有残余的奴婢、半奴婢阶层；既有演变中的古代的阶级和等级，又产生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裂变的同时，也进行着阶级改组，知识阶层、工商阶层、军人阶层已开始成长为新型的社会集团。传统的组织不断演化，新的社会群体激增，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已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二元性表现在社会区域内，是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二元格局出现并愈益明显，一方面，沿海与城市现代性日渐凸显，而另一方面，内地与农村保留着传统，踯躅不前。
——摘编自栾爽《震荡与冲突：近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中唐以后“富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历史意义，并谈谈你对古今社会结构变化的认识。
材料一 铸币专营是古代国家相沿已久的传统政策，《管子》的“先王制币说”是其理论基础，如“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自秦汉统一后，法律上就规定铸币权属于国家。唐初武德年间，政府令铸开元通宝钱时即规定：“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唐律疏议》亦有明文规定：“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若磨错成钱，令薄小，取铜以求利者，徒一年。”
——摘编自邓耕生《谈我国古代手工业产品的质量管理》
材料二 民国元年，沙俄趁中华民国初建，妄图攫取蒙古。当时中国百废待兴，财政极度困难，言兵无钱。此时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12月6日向全国发布了《钱币革命》的通电，要“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孙中山认为：纸币是比金属货币更具弹性的一种货币，中国财政紧张和金融恐慌往往源于金属货币本身的缺陷。因而现代国家必须采用更具弹性的纸币作为交易媒介。具体办法：“严禁金银，其现在作钱币之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
——戴建兵《一个时代货币思想的进步孙中山货币思想及实践评议》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铸币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孙中山实行“货币革命”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我国古代和民国初年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
材料 话说徽州商人程宰，世代儒门，少时习读诗书，后弃儒就商，于明正德初年（1060带了数千金，远赴辽阳贩卖人参、松子、貂皮东珠，不虞耗折了资本，只得在一徽商大铺中当个账房先生。一日晚间，海神降临程室，变出满屋金银，程宰见了正要去取，海神却道：“此是他物，岂可取为己有。你若要金银，可自去经营，吾当暗暗助你。”后又指点他经营买卖，第一次以佣工银十来两，买下滞销的药材黄柏、大黄各千斤，隔不多日疫疠盛行，卖得五百余两；第二次买下遭雨湿而生斑点的彩缎五百匹，不到一个月，朝廷调辽东兵平叛急需缎匹置办戎装旗帜，卖得千五百两；第三次，买下苏州商人贩剩的粗布六千多匹，数月后武宗皇帝驾崩，人人要件白衣行孝，又卖了三四千两。就这样，程宰成为知名的大商人。
——摘编自明末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
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从上述故事情节中提取一个信息，指出它所反映的明代历史现象，并概述和评价该历史现象。（要求：简要写出所提取的历史现象，对历史现象的概述和评价准确全面。）
材料一 明清时期，北京每两三年就有一次会试，平时又有各种零星的“投考、选缺、引见、解饷”等事，各省有志上进的人都想到北京“结声气、谋出路”。他们在北京住上一些时间，其见识学问长进，交游声气扩大，再向外省发展，又可培养出第二批人，再来接受北京的教育。清初，限制汉人和外来人口在内城居住，大部分官员、士子居住在外城。新兴名士显宦兴建了些名大宅，围绕这些宅第，经由同乡、同年、门生等人际纽带，形成了一些士大夫相对集中的街区。据统计，清代北京建有会馆341个，为各地来京应试的举子提供食宿、交往服务的士子会馆则多达300余所，均处于宣南地区。
——据铢庵《文化城的文化》等整理
材料二 到1907年，北京已拥有200所学校，17053名学生。其中新式学校中学生12000余人，八旗官学仍然有4000余人。这时共有4所高校：外文专修馆（由外交部组建）法政学校、高等技工学校、北京大学。到1919年，北京公立、私立学校数目为324所，其中28所是大学或相当于大学水平。这些新式学校的分布主要在内城。以北大为核心的沙滩一带，被北大人自喻为中国的“拉丁区”，用以象征自由开放、带有波西米亚风格的现代学术和文化神。这些名士、学子大多是从完全的陌生人开给，凭借兴趣爱好、政治偏好等方面，围绕名师、班级社团、刊物等建立交往空间。
——摘编自王丽援《从科举制中心到新文化发源地一近代教育转型与北京城市文化空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京宣南文化区形成的主要原因及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材料一的宣南文化区相比，近代北京文化区的新变化，并分析其积极影响。
7 . 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唐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以中国的扬州、明州（宁波）泉州、番禺（广州）为起点，可分为由中国沿海港口至朝鲜、日本的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口至东南亚诸国的南洋航线和由中国沿海港口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的西洋航线等三大航线。……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而且也运输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货物和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主因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自古许多人便积极向海上发展。……又中国东岸夏、冬两季有季风助航，因此也增加了由海路通往欧洲的方便性。尤其于两宋年间，游牧民族盘踞华北地方导致丝路断流，令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更加蓬勃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二 1567年明穆宗即位，正式改“海禁”为海上贸易开放，并凭借当时中国在海上贸易中所占的绝对优势，始终保持着出超的地位，导致大量外国白银源源流入。在这黄金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大陆为腹地，以澳门为中转港的明代海上“丝银之路”。以澳门为中心，开拓了三大航线：澳门-印度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透过这三大航线及其相互延伸，以澳门为中心向海外辐射，形成了国际贸易大循环。
——《明朝末年的对外贸易量》
（1）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分析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有利条件。
（2）据材料一、二，比较明代海上“丝银之路”与唐宋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 “丝银之路”的兴盛对明朝中后期社会发展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8 .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个体家庭摆脱家族而独立作为社会基本细胞而大量涌现，是春秋战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环节。秦汉时期，产生于春秋战国的那些家庭历史特质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整合和普遍化，成为两千年中持续保持的强固传统。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夫妇同一个已婚子女组成的直系家庭，成为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家庭形式
——据张国刚《中国家庭史》
材料二 唐代婚姻重门阀世族，宗室婚嫁“取门阀者配焉”，而宋代“不限阀阅”，以致“宗室以女卖婚民间”。北宋中期以后，“子孙繁衍，皇族渐多”，宗室不乏“贫无官”者。缺钱、贪钱，“宗室以女卖婚民间”。宋代规定“宗室袒免婿，与三班奉职”“皇族郡县主出嫁，其婿并自身授殿直”。三班奉职、殿直品阶相当低，官员瞧不上，商人却眼红。他们“赂宗室求婚”，即可“苟求一官，以庇门户”，跻身于官户行列。如商人王永年“娶宗室女得右班典殿直，兼汝州税”，苏州商人朱冲“以买卖为业”，又“两受徒刑”，但“弟侄数人，皆结姻帝族，因缘得显官者甚众”。
——据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个体家庭大量涌现并成为主要形式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唐宋两代宗室择婿心理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择婿观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明清时期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徽州商人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数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其商业活动遍布全国，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徽商的商业成绩与他自身坚持的义利观念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徽商在坚持中国传统重义的大环境下，合理地注入利的成分因素。徽商的义利观促进了商业活动中诚信观念的形成，对商业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他毕竟产生于小农经济时代，根植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壤中，商品经济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所以他本身就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徽商经营商业获利之后，也都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信条，把获得的钱财，用于购置土地或者买官。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近代早期（1500—1750年），海道大通打破了地区间闭塞和隔绝的状态，给商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英国抓住机遇，实施重商主义政策，迈入了“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商人建立贸易公司，探寻新的贸易路线，积极从事海外贸易等活动，使英国的各条商路大开，英国的贸易触角深入世界各地。随着商业贸易的广泛开展，商人财富迅速增加，促进了商人资本的积累，商人将商业资本投向农业和工业。英国商人在城市政权中几乎是一统天下，控制伦敦政权的主要是伦敦12大同业公会的成员及各贸易公司的主要人物。商人在议会中的总人数在15%一17%之间。商人在议会中人数增加，就有优势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并通过种种措施促使议会通过有利于本阶级的议案。
——摘编自钱乘旦主编《英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清徽商的价值观，并对其作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指出，与明清时期中国相比，英国近代商人群体崛起的不同影响，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而同期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因此，英国总财富和人均财富增长很快。虽然贫富差距可能在拉大，但史家形成了一个共识，18世纪上半期下层社会的收入比此前和此后都高。随着17世纪末英国消费社会的出现和形成，中等阶层的炫耀性消费已经超越了生存需要。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社会现象，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很多人认为，奢侈消费“无尽地丰富了社会的活力，给乡村和城市生活带来数不清的改善和变化，他们大胆地重新规划下层社会的教育、管理和福利来适应这一社会”。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引发了一场关于奢侈消费的大讨论。随着当时世界市场的形成，这场讨论已不仅仅局限于英国。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二 明中期以后，各地消费行为都有所变化，人们的消费观念不再以俭朴、淳厚为尚，转而追求生活的富足华奢。天启《赣州府忘》记载赣州的情况：“乃今凿朴为琱，易俭为侈，服饰器用燕饮之浮谣，转相慕效。而又不分贵贱，不论贤愚，戴方巾，披花绣，蹑朱履，盖装银顶，乐用铜鼓，犯上亡等，法制谓何？”所谓“凿朴为琱，易俭为侈”，已不仅仅是大户富贵之家之所为，而是“不分贵贱，不论贤愚”的社会共同的行为。人们的消费也不仅仅是为了仅供衣食之用，也带有更多的消闲色彩。嘉靖时期的姑苏、云间诸地甚至出现了“产相十而用相百”的超前消费现象。
——摘编自张立新《明清商业、消费观念与商人地位的变化》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奢侈消费出现的原因，并评述英国的奢侈消费。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消费观念的新变化及折射出的时代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英奢侈消费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不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