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在此时期，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宋仁宗时，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市合体，新式城市出现。单就从反映流通领域商品价值量的货币总供给来看，北宋中期以后，平均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铸币量的总和，可以想象出当时以交换为目的输入到流通领域的商品数量是何等的惊人。宋代时的中国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的50多个国家通商。

——摘编自赖宝成《论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材料二 城市的繁荣、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唐宋以后，社会经济新因素不断成长；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向近代化萌动，这些都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并且首先是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出现的。中国传统社会最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也是因为商品经济在种种束缚中不能充分发展，无法完成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

——摘编自章开沅主编《中国经济史》

材料   明代服饰制度从变革“胡风”“胡俗”、恢复汉唐宋制度开始，强调贵贱有序和良贱有别的观念。同时，又不断颁布禁令，对“蔑敦朴之风，乱贵贱之等”者予以惩治，申明定章，崇尚敦朴的风尚，禁奢侈和违礼逾制，并明确官民界限，给予读书人以优惠和重视。但对商人，采取严厉的歧视政策，将服饰穿着与乐工、优伶等并列，处处给予限制。

从明中期开始，宋元以来程朱理学逐渐受到怀疑与批判。明朝的等级服饰制度随之受到冲击和破坏，伴随着政府干预、制约、规范和导向力的逐渐弱化，贵戚和官员的服饰僭越行为对社会其他阶层的服饰风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发了他们违禁享用服饰的欲望，也使他们在“上行”之风的浸染下，敢于明目张胆地“仿效”而有恃无恐，各地服饰穿着和风尚呈现出多样发展的势头，不但服饰的僭越违禁和奢靡之风盛行，而且社会各阶层求新求奇讲究审美旨趣的趋势，成为主导服饰发展的潮流。

——摘编自王熹《明代服饰研究》

材料一   明代对外贸易的特点在于有贡就有市，所谓“正贡”的贡品在《明会典》记载颇详，其中，日本国的贡品仅见20种。而据《皇明永乐志》物品清单显示，日本一国物品达248种之多。物品清单印证了明初贡市的繁荣，也反映出区域整合出现的新动向。因此，对于明初因官方垄断而备受批评的朝贡贸易，我们应该有一个重新认识。20种与248种比较，这种差异是巨大的，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朝贡贸易中作为礼品交换的部分只占极小部分，而绝大多数物品是作为商品进行贸易的；更重要的是，物品清单说明，朝贡贸易中包括官方管理下的民间对外贸易。根据记载，当时在宁波市舶司就设有100个行人（即牙人，今天的经纪人），由此可见在国际合作机制下的国际贸易的繁盛程度。

——摘编自万明《明代初年中国与东亚关系新审视》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通过教条国际航线将中国商品转运至欧亚各地，中国对外贸易形成了澳门为中心向全球扩散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循环网······明代以后，随着中国船队的多次下西洋，中、印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贸易联系，中国的外销商品在南亚可谓一应俱全，吸引了西亚和非洲以远的客商前来采购······葡萄牙人首次直接从中国大量贩运瓷器到欧洲，但将其推向高潮的是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各国东印度公司，尤其是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率先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接着法国在1728年，荷兰在1729年，丹麦在1731年，瑞典在1732年也相继设立了贸易站，直接从中国贩运瓷器，将中欧瓷器贸易推向新的高潮。

——摘编自彭明翰《郑和下西洋·新航路开辟·明清景德镇瓷器外销欧美》

材料一   两宋时期,随着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造船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罗盘针的使用,我国瓷器、丝绸等商品畅销南洋等地，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海商群体。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发布诏令“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两宋政府在主要通商口岸设置了“怀远驿”“来远驿”等机构以接待外国客商。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阁婆(爪哇)、占城、勃泥(加里曼丹)、麻逸、三佛斋(苏门答腊)诸蕃并通货易”。

——摘编自金亮新《宋朝经济立法探析》

材料二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大量的洋货源源不断地输入厦门。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厦门外贸市场首先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势力占据优势地位。甲午战争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宣告最终解体。随着日本强占台湾地区及世界经济体系结构的不断变动,中国东南沿海以香港、台湾等地区为中转基地，与东南亚各国和地区以及日本等国和地区进行贸易,初步形成了跨国界的地域经济圈。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关注厦门的开发并不断汇款回国,使厦门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不断发展。

——摘编自 刘梅英《从厦门近代外贸市场的嬗变看地域经济圈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   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商、江西商等众多商人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因商业资本的集中，在运河沿线，有临清、济宁、淮安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长江和珠江沿线，有汉口、重庆、佛山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沿海则有天津、上海、厦门的崛起。……当时，尤其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江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商品交易市镇或专业市镇众多，市镇中商贾林立，商品远销四方。这就把市镇周边的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从而导致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出现了富裕手工工场主和贫穷的雇工。

——摘编自唐文基《16到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

材料二   16世纪这些私人的商业贸易垄断公司不但控制某些地区的贸易，进行殖民掠夺活动，也起到了为本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如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等。这些商业经营上的巨大变化导向就是所谓"商业革命"的发生。商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商业资本的发展，成为"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

——马世力《世界史纲》

材料一   宋代沿袭了晚唐以来的土地政策，对合法的私人土地买卖不加干预，土地买卖愈益盛行，“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地主阶级的升降沉浮波动频繁。租佃制历五代而到北宋跃居主导地位，无地少地的农民承担地主土地的耕作，要按照契约的规定，保证缴纳所规定的地租，否则官府便要干预。佃农不仅拥有迁移的自由，还可以受他人的雇佣而非地主的私属。各种分成制的产品地租代替了劳役，佃农有了更多的时间和主动性去安排生产，从而使生产得到发展。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宋朝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随着商业发展，宋代商人的地位上升，朝廷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商人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交游权贵、为婚姻铺路，“不顾门户，直求资财”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宋代时常发生榜下择婿，富商及高官争相择新科进士为婿，新科进士也愿意成为商人女婿。

——摘编自张其凡主编《中国大通史》(宋)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4～15世纪，英国的庄园经济随着农奴制的瓦解而衰落，农业经济收入锐减，农村的贫富分化加大，呢绒纺织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16世纪起，乡村对手工业品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农业生产向专业业化方向发展，毛纺织业成为乡村工业的主体。价格革命冲击了传统的生产关系，货币地租盛行，促进了乡村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土地的集中促进了农民的分化，集中经营的土地上使用大量雇工。

--摘编自钱乘旦《英国通史》等

材料二：棉花种植在明代普及全国，棉布成为大众消费品。棉纺织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上升，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据统计，江南地区在明代后期年产棉布量在2000万匹以上，有170万0妇女从事棉纺织业。占劳动力的50% 以上。丝织业发展迅进，明代后期，江南地区管营织机约有3500台，民营织机在15000台以上，织工达4万人之多，出现了许多以丝织业为主业的市镇。生产的专业化和分工十分普遍，服务于纺织业的辅助行业从业人数同步增长。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地权分散化趋势明显，田面权、田底权分离，租佃经营成为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

--摘编自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乡村经济相比，明代后期江南地区乡村经济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北宋）东京城郊兴起了为数不少的草市。草市这一名称初见于东晋南朝，是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和商业点，具有时间性，是定期集市。位于东京郊区的草市渐渐发展为城外厢，成为郊区的经济中心，起中心市场的作用、真宗时东京郊区草市已非常繁盛，“十ニ市之环城，嚣然朝夕"”。附城草市由于商业的发展，一般多位于交通要道。在这些草市上，批发业、零售业都很繁盛，有的特别繁盛之处已和市区别无二致。

——摘编自樊莉娜《北宋东京城郊的发展》

材料二 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始自宋元时代，当时号称村市、草市、墟、会、市、镇等。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如长江中流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年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齿日繁，贸迁益众，卒成巨镇”。特别是在十七世起前后约两百多年间（从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前半期），发展最为迅速。从明清两代地方志里的一些史料可知，江南市镇人口增长的情况有自数百家、数千家以至万家者。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