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粱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又以黄蜡铸为凫雁、鸳鸯、龟、鱼之类，彩画金缕，谓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皆于街心彩募帐设出络货卖……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圈正，谓之“得巧”。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二 七夕，（汴京）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遇，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宋】罗烨《醉翁谈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汴京七夕节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宋汴京七夕节特点的成因。
材料一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文人经商风潮，对文人学士而言，通过文字谋利，是他们比较容易参与的商业行为，于是一批士人书商出现了。大量文人在自己熟悉的图书领域寻求生计，进一步加速了书籍商业化的程。此时出书品类繁多，数量庞大，鸿篇巨制频现，无论经史，还是日用类书、通俗小说，都以惊人速度发展。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皆为重镇，常熟、湖州等地也在书籍出版领域拥有无法替代的特殊地位。借助江南地区优良的水路交通条件，整个区域联结成成熟而活跃的书籍刻印出版和消费市场，并与福建、江西、两湖、江北、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等地域形成全国性的书籍交流网络。
——摘编自章宏伟《明中后期江南出版业的勃兴》等
材料二 甲午战后，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输入西学，启蒙新知，一时间，出现了国人争相办报的热潮。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洋书籍至少1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的总和。庚子以后，清政府改革教育，变更学制，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一些民营出版机构抓住机遇，编写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陆续出齐了成套的《最新教科书》，因销路十分广泛，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揭开了小说出版史的新篇章，其表征是小说出版的蔚为壮观，1903-1911年的9年间就出版、翻译小说2377种。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使之成为了清末三足鼎立的出版主体之一。
——摘编自吴永贵《论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及其意义》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中国图书出版业整体出现加速繁荣的态势。到2013年，中国的传统出版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印刷业总产值居世界第三，在世界出版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当代中国，出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能够起到凝聚民心、鼓舞士气、振作精神、形成合力的作用。
——摘编自周蔚华《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出版业》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中后期江南出版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民营出版业崛起的背景及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时期出版业发展繁荣的意义。
材料一 在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通往唐朝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队走的陆路通道；另一条是船队航行的海上通道。
——摘编自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
材料二 1529年，广州重开市舶贸易，澳门成为中国朝廷允许外国商船湾泊的八大海港之一。16世纪中期以来形成了以澳门为中心的三条国际贸易航线——“丝银之路”（如下表）。
| 航线 | 航线上主要商业活动 | 备注 |
| 澳门—印度果阿—里斯本 | 葡萄牙人将经过广州转运到澳门的中国货物运返欧洲，如丝、绢、细工木器、漆器和陶器等，又由欧洲运来毛织品、玻璃制品等。 | 以白银为最大宗，1585—1591年，经果阿运到澳门的白银约90万两。 |
| 澳门—日本长崎 | 每年初夏，葡萄牙商人将生丝、绸缎等中国货物运往长崎，然后待秋季返航澳门，运回日本的白银、土特产等。 | 明政府鉴于“倭寇祸烈”，严禁中日通商。 |
| 澳门—马尼拉—墨西哥 | 葡萄牙商人将生丝、绸缎等运到马尼拉，运到拉美，将拉美白银运回欧洲，再运回澳门购买中国的丝货和其它货品。 | 中国—美洲贸易的最早航线，构成了以丝和白银为大宗交易的国际贸易大循环——“丝银之路”。 |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丝银之路”的特点并分析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 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冢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及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
——摘自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材料二 晚清到民国时期， 中国进入到农商社会后期。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经过工业革命的英法等国用武力叩开中国国门，外国资本主义挟其机器生产之威力从沿海逐步渗入内地，江南区域经济被迫发生调整并出现分化。少数都市（例如上海、宁波、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及其周围地区因机缘巧合走上工业化道路迈进工商社会门槛；也有部分市镇或原地踏步或趋向衰落；而广大内地农村则停滞不前。
——摘自葛金芳《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江南地区“社会转型”在经济领域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江南区域经济转型的特征，并说明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秦始皇登碣石山,立刻辞,有“上农除末"一语,但秦代却出现蜀卓氏、曹邮氏、宛孔氏等以盐铁而成巨富的事迹。汉景帝时晁错曾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也;尊农夫,农夫已贫也。”汉武帝将天下盐收归官普,桑弘羊亦“以计算用事”。唐朝刘晏对食盐专利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办法。北宋庆历时一年的商税收入为1975万余缗,酒课为1710万余缉,盐课为715万余缗。到神宗时,一场全面的商业官营又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展开了。
——摘编自陈长华《抑商质疑一一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
材料二
明中后期,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从《士商类要》《商贾便览》《生意世事初阶》等大量商书记载来看,在“利”、“义”关系问题上,要求商人重信义、守承诺;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强调要道慎、勤勉、自我约束,充分发挥个人才智,善于应付处理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并将此视为经商成败与否的关键。虽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但却始终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保障机制。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及其转型困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至北宋时期商业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商业思想发展的表现及其影响。
材料一 （北宋）东京城郊兴起了为数不少的草市。草市这一名称初见于东晋南朝，是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和商业点，具有时间性，是定期集市。位于东京郊区的草市渐渐发展为城外厢，成为郊区的经济中心，起中心市场的作用、真宗时东京郊区草市已非常繁盛，“十ニ市之环城，嚣然朝夕"”。附城草市由于商业的发展，一般多位于交通要道。在这些草市上，批发业、零售业都很繁盛，有的特别繁盛之处已和市区别无二致。
——摘编自樊莉娜《北宋东京城郊的发展》
材料二 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始自宋元时代，当时号称村市、草市、墟、会、市、镇等。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如长江中流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年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齿日繁，贸迁益众，卒成巨镇”。特别是在十七世起前后约两百多年间（从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前半期），发展最为迅速。从明清两代地方志里的一些史料可知，江南市镇人口增长的情况有自数百家、数千家以至万家者。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附城草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约在明朝中叶以后）出现的一种商业信用机构。它起源于银钱兑换，其后逐渐发展为办理存放款项和汇兑。清代钱庄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大城市。设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郑州等地的银号，其性质与钱庄相同。票号是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材料二 法国人让·里瓦尔在《银行史》中说：“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被认为是近代中央银行的鼻祖。18世纪后半叶，英国的银行组织被所有的欧洲观察家视为样板。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致富论》中就写道：“英格兰银行同政府本身一样稳固。”……英国银行业领先世界。
材料三 1944年，美国政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激烈之际，邀请44国代表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以期奠定世界货币新秩序的基础。布雷顿森林会议产生了两个新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摘编自百度百科《布雷顿森林体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银行”的特点并分析这些特点所反映的历史状况。
（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进英国银行业在17—18世纪“领先世界”的因素。
（3）根据材料三概括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
（4）综合以上材料，请你提炼其中蕴含的主题并进行简要论证。
材料一 晋商兴起原因之一即“聚人和”。在用人方面，以家乡子弟为主，众多的商业会馆出现即是重要体现。商业会馆中采取联合联营、地缘聚合和业缘聚和等方式，体现了群体合作。从众多晋商经营活动中我们看到， 讲诚信、重道义，对自己的合作伙伴诚意相待，对商业对象不欺诈，与同宗族商业伙伴既能同甘，也能共苦。他们认为，真正的商人从来不取无义之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哪怕生意做不成也不能做有损“义”的事情。 纵观明清多数成功的晋商，其都秉持了勤俭持家和求知务实的精神。晋商在行商及日常生活中往往以“士”为标尺，践行儒家的道德理念，进而跻身“士”阶层以光大门楣。
——摘编自薛勇民《明清时期儒家伦理视域下的商业伦理初探》
材料二 16世纪马丁・路德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一个新的概念“天职”，其意指上帝所希望个人完成在现世里 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加尔文教派进一步认为要增加上帝的荣耀，以乞求上帝的恩宠唯一的办法就是经受职业的考验。劳动是上帝的旨意，而财富是上帝恩宠状态的标志。教徒们通过辛勤劳动、节俭和摒弃享乐而增加财富，把获得财富看作个人能力的证明。对牟利的约束被消除了，财富既能增加上帝的荣耀，也能完全实现自我。加尔文教徒们遵循着严谨的职业道德，十分关注现世的生活，不断转化为经济冲动，取得事业成功。
——摘编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晋商商业伦理的内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新教伦理与明清晋商商业伦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在近代早期西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交换物品的场所称作“市”，通常设在人民经常集聚的地方。商朝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独立商人。商业贸易的范围遍及商朝统治区域，以及周边的地区。这时，商业主要掌握在官府和贵族手里。直到战国时期“，工商食官”的格局才被突破。秦汉时期，货币、车轨、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全国的商品流通。从隋唐到两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城市坊市分区制度逐步瓦解，城市商业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纸币。元、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出现，地域性商帮形成。
——摘编自童超主编《看得见的中国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新的商业经营形式被引入中国。1864年，英国在香港开办汇丰银行，1865年在上海设立分行，随后又在中国许多城市设立分支行。1897年，盛宣怀奉旨在上海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先后在北京、天津、重庆等地设立分行。19世纪70年代，随着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的民用股份制企业出现，股票也开始走向市场，其中较著名的有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为了适应股票交易的需要，上海出现了最早专营股票的证券机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1900年，香港成立了第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之后在广州、上海等地也出现了大型百货公司。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近代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并指出影响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商业经营形式的变化，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晚明时期，由于生丝、绸缎、棉布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增长，这种“外向型”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刺激了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它的载体就是多种类的商品集散中心——市镇。诚然，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商品市场的繁荣，有它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从宋代以来一直在稳定而持续地起作用，到了明代中叶达到一个新高峰。由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全面介入中国的对外贸易，把原先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成产，转化为同时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材料二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国工业布局不得不进行大方位的调整。国民政府在抗战紧急状态下，为保存抗战力量，支撑危局，动员沿海及沿江的工厂大批内迁。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重心，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沿江地区大约有超过1000万人先后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区域。在这些地区，拥有全部内迁工厂的1/3，共200余家工矿企业，包括兵工、冶金、机械、纺织、炼油、烟草等行业，它们集中了我国战时内迁工业的精华，成为战时生产军需和民用物资的主要基地。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参军、主计等处人员在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定都重庆，不仅带动了军政、文教、工矿企业大量迁渝，也使得重庆城市人口迅速增加，重庆成为了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摘编自张忠伟《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部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三 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表
| 年份 | 城镇人口（万人） | 城市化率（%） | 新建城市 | 新建城镇 |
| 1979 | 18495 | 18.96 | 216 | 2361 |
| 1986 | 26366 | 24.52 | 347 | 10718 |
| 1995 | 35174 | 29.04 | 640 | 17532 |
——资料选编自胡顺廷等《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
（3）阅读材料三，归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