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王良佐，居临安观桥下。初中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起肆于门，称王五郎

——（南宋）洪迈《夷坚志》

材料二       “杭州城内外，户口浩繁，州府广阔，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粜米油盐酱醋茶。或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

材料三       新都（新安），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贾人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认识者。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皆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疑。他日计子母息，大羡，副者始分身而自为贾。故大贾非一人一手足之力也。

——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十一·徽州府》

材料一   明代对外贸易航线

——摘编自黄启臣《广东开放海外贸易两千年—以广州为中心》

材料二   "楚粤铁商，咸丰（1851—1861年）前销售甚旺。近（同治十一年1872年）则外洋铁价较贱，中土铁价较昂，又粗硬不适于用，以致内地铁商，十散其九。西洋煤铁炼铜及碾卷铁板铁条等项，无一不用机器，开办之始，置办器用本虽多，而炼工极省，炼法极精，大小方圆、色色俱备，以造船械军器。土铁贵而费工，洋铁贱而得用，无怪洋铁销售日盛，土铁营运渐稀"

——摘编自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

材料一

材料二 南宋战争年表

材料一   崇祯十一年（1638年），俄国使臣将中国茶叶带回并献给沙皇，自此在俄国社会各阶层掀起一股饮茶之风。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一切行旅有准往来文票者，许贸易无禁”，中俄双方边境贸易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18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茶叶逐渐成为中国输俄的关键商品。晋商依靠自身区位优势和经商传统，垄断中俄茶叶贸易，史载：“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19世纪中期，茶叶占中俄贸易的比重一度高达94.9%，而此后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俄商获得在中国内地参与中俄茶叶贸易的权利，晋商主导中俄茶叶贸易的地位逐渐被俄商取代。

——摘编自张舒《清代万里茶道述论》

材料   二万里茶道湖南段建筑遗产的类型包括古茶行、古茶厂、茶亭、茶园，码头、风雨桥、古驿道及古街等八大类，共计90余项。

万里茶道湖南段建筑遗产分布比例表

——据曹冬《基于空间组构的万里茶道湖南段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研究》绘制

材料一   唐朝时期，长安有108坊，东都洛阳有103坊，扬州、苏州约有60坊，沙洲仅有4坊，市、坊严格分开并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坊市制度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治的城市商业空间。

材料二   明清时期，南京、苏州、杭州的府城都是全国级别的丝织业中心。然而，江宁府本地不产优质生丝，苏州府境内的生丝生产规模也不大，远不及嘉、湖。所以，南京、苏州的商人每年都会去嘉、湖采购优质生丝，然后运往府城给各个作坊的生产供货；杭州因为离原产地较近，所以往往不需要中间商，商业资本操纵手工业生产的特征不明显。

——摘编自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

材料一   汉代循吏基于“以教为治”的儒家思想和“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通过道德教化、发展教育、整顿风俗的方式将儒家“礼治”和“德治”理想付诸合理且有效的实践。在循吏的信念中，教化作为“治道”途径，被视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他们除了注重通过学校进行知识传播和意识形态教育外，也关注在人伦日用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下渗透儒家的社会理想和国家的政治意志。这种治理模式以其弥散性和渗透性，收获了寓教于治、以教化政、以教导政的良好效果。

——摘编自李雅雯《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儒提出“四民皆本”的思想。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如果“留滞（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桑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材料一 14 世纪初，尼德兰安特卫普的集市逐渐发展起来。安特卫普集市一年举行两次，每次开放两周。安特卫普的市政当局拥有管理集市的权利，制定了针对钱币兑换和商业信用的制度，不强迫外来商人必须出售所有带来的商品等。14 世纪20-30年代，安特卫普地区的集市吸引了整个尼德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英格兰羊毛商、布匹零售商，一些意大利商人、南德意志商人还带来了大量布匹、酒、胡椒、玻璃器皿、金属制品等。到了15世纪末，安特卫普集市开始向综合性的交易所转变。

——摘编自宁凡《15-16世纪欧洲集市的转变——以尼德兰集市为例》

材料二 明初以来集市日渐发展和繁荣，如盛产线罗纱绸的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决”；以产包头绢而闻名的双林镇，“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在这些市镇上，作坊主们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需要，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并雇佣了较多的工匠。这些市镇附近的农村越来越多地从事商品作物的经营。如有的种桑、蔗、红花，棉；有的种蔬菜、水果、烟草等，但作坊主们“得不到官方的鼓励”，作为农业经济补充的商品化，往往被限制在维持小农经益的再生产限度内。随着人口的增长，“政府也变得更加集权，以试图控制迅速增加的民众”。这一切都导致了市场力量的发育与运作过程完全被扭曲。

——摘编自韩大成《明代的集市》等

材料   唐宋里坊制演变从先秦到北魏，中国城市的居住区被称为"里"，里周围有围墙。东汉后期开始出现"坊"的称呼并逐步取代了里。中唐以前，国家权力通过里坊渗透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和家庭。"坊正"是国家设置的基层官职，管理职责明确。里坊内严禁商业交易，民户不能临街开门，城市街道严禁侵占，"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坊门昼开夜闭，禁止市民夜行，"诸犯夜者，笞二十"。

中唐以后，里坊制开始受到冲击并逐渐瓦解。城市中出现了"侵街打墙，接檐造舍"和坊内开店的现象，一些里坊"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

宋初曾试图恢复隋唐的里坊制，重建坊墙，最终认识到"侵街"潮流势不可当。坊墙逐步被废除，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街巷最终取代了里坊，形成《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景象。同时，坊作为基层管理单位依然存在，但"坊正"的功能大大弱化。各类社会组织也从最初的"里社（会）合一"走向"里社（会）分离"，并进一步蓬勃发展起来。

——据郑国《唐宋里坊制演变及其对当前社会管理的启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