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其中“禁珍异”带有明显的货物检验特征。宋代市舶司正式被赋予进出口商检职能，通过“征榷”等手段对货物进行管制，依据货物不同品质确定不同的抽取税率。元代颁布的《市舶则法》规定，舶商必须“依例招保舶牙人保明，牙人招集人伴数名”，下船收买货物开具的公验上写明“本船财某人、纳首某人、货物斤重”等货物与船舶鉴定的内容。明朝时商检职能逐渐交由市舶牙行担任，牙行在朝贡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代十三行明确规定，“货价既经协议妥贴以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罚”。

——摘编自徐鉴《中国早期商检机构的萌芽》

材料二   1929年以前，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检验流程多为外国人把持，在借鉴英法等国的商检立法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将各类检验机构接办或收回，在全国重要通商口岸设立商品检验局，统一进行行政管理。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集结工商业人士，先后召开三次商品检验会议，对全国商品检验实施程序案、各项商品检验标准等进行具体商讨。1930年出台的《商品检验暂行条例》明确了商品检验任务包括：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搀伪积弊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毒害危险可能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需要鉴定等级者。

——摘编自陈晋文《近代商品检验制度研究》

材料一 明末清初，川渝地区天灾战乱不断，出现“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状况。清初从顺治到乾隆时期，政府鼓励移民入川，“无主荒地，听凭百姓垦种，永占为业”“荒地耕种，十年起科”。据统计，清初重庆府人口约2—3万，到1820年已达230余万。重庆府初耕地从1671年12.4万亩，到1728年达1259.76万亩。期间红苕、烟草伴随移民传入，形成“田种禾稻、山种杂粮”的格局。移民中的汉族、土家族、壮族、回族等定居川渝后，在元、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深入互动。

——摘编自周勇《“湖广填四川”与重庆》

材料二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引发全国各界向西南大迁移。到1940年6月底止，内迁民营厂矿共452家，内迁设备12万多吨。重庆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重工业资本约占50%，改变了战前轻工业占优的状况。内迁重庆高校有中大、复旦等31所。1946年，重庆人口增加到124.5万，内迁人口包括有政府及各事业机关人员、沦陷区工商界人士、文化名人、学生、产业工人以及其他难民。随迁渝者日众，饭馆内苏（州）常（州）式的小馒头、汤包也都成为常见食物了。

——摘编自张瑾、龙海《抗战内迁大移民》

材料三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局势日趋紧张。1964年国家定位把重庆地区“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1965年开始从沿海内迁了大批企事业单位，随迁的包括管理人员、熟练技工、科技人才等。经过三线建设者们的艰苦努力，重庆逐渐建成以重工业为主体、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10月，中宣部将“三线精神”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摘编自田姝《三线建设内迁大移民》

材料一   汉代循吏基于“以教为治”的儒家思想和“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通过道德教化、发展教育、整顿风俗的方式将儒家“礼治”和“德治”理想付诸合理且有效的实践。在循吏的信念中，教化作为“治道”途径，被视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他们除了注重通过学校进行知识传播和意识形态教育外，也关注在人伦日用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下渗透儒家的社会理想和国家的政治意志。这种治理模式以其弥散性和渗透性，收获了寓教于治、以教化政、以教导政的良好效果。

——摘编自李雅雯《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儒提出“四民皆本”的思想。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如果“留滞（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桑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材料   宋代土地交易频繁，草市、集市遍及各地，内外贸易限制大为减少。以李靓、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反对空谈仁义道德，提出“义利双行”的主张。发展经济，扭转贫弱是宋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愿望。为巩固政权，政府的政策导向也避免与社会对立，在民事、经济立法上与前代相比有较大改变。“官中条令，惟（土地）交易一事最为详备”，并规定卑幼未经尊长允许，典卖土地无效。关于遗嘱继承，条款复杂，序列完整，还出现遗嘱继承的真实详尽案倒。法律禁止各级官府借口官需勒索商人，强买强卖；禁止以公务为名，阻滞商旅，盘剥商人。市舶司在外商往来之际，慰劳送别，成为条例；鼓励外商投诉不法行为。

——摘编自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

材料一   据记载，东汉建武年间已经出现夜市。当时，夜市数量屈指可数，呈点状分布于西北、西南边境等地区。交易类型为商贸性夜市，有集市贸易和关市贸易，或以物易物，或货币交易。交易主体主要为本地居民、各地商人及匈奴等周边少数民族部落。

——摘编自倪根金《汉代夜市考补》

材料二   1984年，广州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灯光夜市——西湖路灯光夜市，主要由个体户提供各类商品、服务。当时有人说：“今天欧美或日本的时装界推出什么新款时装，两天后香港的时装界就会生产出了一模一样的成品，一个星期后，广州的灯光夜市上就可以见到这些衣服的影子了。”此后，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开办灯光夜市的热潮，如南京三牌楼夜市、上海彭浦夜市、厦门定安夜市等。

——摘编自王政淇等《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夜间经济？》等

材料一   15世纪以后，英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间财富稳步增长，一些商人拥有了对外贷款等金融活动的资本，但放贷取利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斥之为“高利贷”，备受教会谴责，英国国王也不断重申取缔高利贷的法令。然而高利贷活动屡禁不止，后来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权威当局逐渐承认了利息的合法性。此后，放贷取利的行为一直为英国政府所认可。宗教改革后，大批修道院被解散，农业生产者从基督教会获得贷款渠道也被切断。生计艰难的小农为了生存不得不求助于私人放债者。16世纪以来，莫格兰境内涌现出相当一批银行从业者，他们通过一系列信贷活动，在英国财政和金融领域里相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17世纪晚期，英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扩张远远超出了私人银行家所能承受的范围，整个财政制度出现了被压垮的迹象。为了缓解财政窘境，1694年8月1日，英格兰银行正式宣告成立，它的问世标志着英国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

——摘编自孙海鹏《近代早期英国银行业的兴起》

材料二   15—18世纪，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钱庄、银号、帐局等新兴金融机构比之早期的典当铺以及钱铺、放帐铺发生了变异，除存款、放款、钱币兑换之外，更有过账业务及钱票发行等新业务，汇兑也大量为商人服务。因银行业机构的进展，更大份额的金融业务摆脱了地主、商人、官僚之家家产的形式，开始由正式的社会化金融机构进行，尤其是相当多的一部分票据化形式的商业信用通过早期的社会银行业机构进行。这一时期，作为主要业务的各种形式的信用放款、抵押放款得到了发展，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存款作为重要业务形式也得到了发展，并在社会上普遍运用；存款的发展使商铺、金融机构扩大了资本规模；其次通过存款各种商铺及典当、钱庄、放帐铺等扩充了信用圈子，对18世纪以后钱票的出现起了相当的催化作用。

——摘编自刘秋根《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水平蠡测》

材料一   白银的来源有国内生产与国外流入两条途径。在15世纪50年代，云南的银矿得到了开采，使原本缺银的局面略有改观。宋应星《天工开物》里称：“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然而，另一方面，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却还在增加。因此，明代中国不得不寻求国外的白银。海外白银的来源主要是欧洲、美洲和日本。晚明由海外输入的白银总量，大概是国内产银总量的十倍。美国学者艾维斯认为，1530年到1570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是日本；1570年以后，美洲白银成为最重要的来源。

——卜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

材料二   美国为打破经济萧条局面，1933年颁布白银法案，开始从国外以高价大量购买白银。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使用银本位的国家，受到巨大冲击，银价高涨，白银大量流出国外。据海关报告，至1934年底，白银公开输出国外的共达三，亿五百万元，偷运出口的约达2000万元以上。银价高涨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威胁，主要表现为入超剧增，物价惨跌，农业萧条，通货紧缩，形成空前的金融恐慌。为应对此局面，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废止银本位制，实行法币改革。

——摘编自张秀莉《国际视野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纸币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