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英国的贵族们争相为女王的宫廷消费分担支出，而且还进行奢侈消费的竞赛，以博取家族的名誉和社会地位。18世纪，奢侈消费竞争的主体变成了个人，目的也变为谋取个人荣誉和社会影响力，动力则主要在于文化与市场，其表现形式就是对时尚的追逐和竞争。贵族和市场是时尚的制造者，大众则追随其中，时尚的大众参与，使英国进入商品的大批量需求时期。到了19世纪，贵族的消费模式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而是成为包括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诸社会阶层所追求的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英国上流社会和资产阶级虽盛行“夸示性”消费，但普通劳动者遵奉的仍是勤奋、节俭的消费观。

——摘编自《从勤俭节约到消费至上：对西方消费文化的唯物史观解读》

材料二   清朝建立后，颁布了《大清通礼》，要求品官士民“人人循礼而行”，但自明中叶以来就出现的奢靡之风却在清朝前期延续。清前期奢靡之风首先体现在服饰的变化上，以前只有士人才能穿的裘皮衣服，“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饮食方面，士庶之家请客吃饭，“一筵所需几费中人之产”。丧葬嫁娶方面，富贵之家极力讲求排场，一般百姓也竭力效尤，甚至“卖田以嫁女，破产以治丧”。清政府多次下诏禁止奢靡，但由于吏治日益败坏，八旗子弟腐化，奢风不但未得到抑制，反而愈演愈烈。乾隆十三年，刘大櫆认为国家休养生息近百年，而民生日贫，“风俗日奢”是重要原因。

——摘编自宋传银《论清前期的“奢靡”之风》

材料一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在晚明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求奢靡，去朴从华，新奇刺激，轻视礼教，成为当时城市社会取向。社会各阶层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多样化、享乐化的同时，还对文化生活必需品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生活因此而繁荣发达，纷呈多样。该地风尚往往开风气之先，成为许多地区乃至全国争相效仿的时尚。而到了清朝前期，苏州举凡吃、住、行、玩，都有相应的服务行业和服务设施，达官富豪可以在那里尽情享受，技艺百工可以在那里觅食谋生。市民生活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追求高档次的物质生活，社交形式趋新，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等。

——摘编自韩佳女、姚媛、赖冰清《论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自1760年到1800年，英国的城市人口比重由10%上升到20%，但这个时期属于城市化的早期阶段，上升速度比较缓慢。176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的范围主要是轻工业，分布在钢铁、煤炭、交通等重要的部门，由于关键的技术问题未得到解决，一时尚未有突破性的进展。19世纪是英国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阶段，在1801~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由20%上升到50.2%，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在这个阶段中，纺织业的发展是城市化前进的重要动力，随着蒸汽机的普及，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815年时，英国已拥有几千台蒸汽机，英国的棉纺织企业主大部分成了“蒸汽工厂狂”。这个阶段出现了一批由交通运输业带动产量的城市。自19世纪20年代第一条铁路的建成到19世纪50年代铁路网的形成，英国仅用30年的时间，其间，与铁路发展配套的各行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摘编自牟元军《论英国近代城市化进程》

材料一   1565年，西班牙人征服了吕宋（今菲律宾），西班牙控制的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口到吕宋的白银航线开始建立，这条航线后来与中国福建泉州之间相连，成为著名的白银航线，将欧洲与东方特别是中国紧密地联系起来。1567年，中国放开了“海禁”和“银禁”，选择以海外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单位用以补充国库，开启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但并未建立银本位制。明朝海外白银的供应起初主要来自日本兵库县，后来才以经白银航线到来的美洲白银为主。但是从16世纪晚期开始，明朝失去了来自日本的白银供应；1624年随着荷兰人占据中国台湾岛，蜂拥而至的欧洲列强开始瓦解西班牙的白银航线；1630年以后南美洲白银产量减少，白银航线几近中断。这一连串的国际环境变化导致明朝后期白银短缺，陷入财政资源极度不足的境地。

材料二   英国“光荣革命”后颁布的《权利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核心目的是限制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肆意妄为的权力。这使英国拥有了强大的公债信誉，成为其快速崛起的重要根源。

自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抢掠到很多黄金之后，英国人开始迷恋上了黄金，他们纷纷将市面上流通的银币运送到欧洲大陆换取黄金，从而导致英国国内流动性紧缩，交易货币奇缺。1717年，议会批准了“降低制造金币的成本和价格，鼓励白银出口和黄金流入”的法令，导致黄金价格下降，为后来英国实行金本位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后，建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承担了全球金银汇兑和贸易结算的重要职责，伦敦金融市场成为全球资本的交易中心，英国开始依靠伦敦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强势崛起。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晓《货币翻弄的世界：元朝以后的中国和1500年以来的欧洲》

材料一   自晚唐起，尤其在宋代，多层次、网络状的地方市场日益发展，形成由北方市场、东南市场、蜀川诸路区域性市场和西北市场构成的宋代区域市场。其中东南市场一方面有长江作为贯通全区的东西大动脉，另一方面又有汴水和江南运河与北方市场相联。这个市场又同南海诸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摘编自廖伊婕《宋代近海市场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全国与苏南地区重要的商路示意图：

——摘编自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

材料三   19世纪60年代至清末，上海与全国各主要口岸间已形成比较固定的外贸转运网络。……这些主要口岸每年平均占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95%以上。九江的绿茶，汉口的茶叶、牛皮、猪鬃、芝麻，宁波的湖丝、茶叶、棉麻，芜湖的蚕丝等大宗土货都运往上海出口。对上海来说，有些口岸只是其外贸转运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这些口岸来说，依赖上海外贸转运的程度非常高。

——摘编自唐巧天《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

材料一   下表是兴趣小组在研究唐宋变革时搜集整理的西汉至宋辽金时期节妇烈女对照表。

——摘编自汪玢玲《中国婚姻史》

材料二   对于唐宋之际诸多社会变革的评估，国内有学者认为，“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

——摘编自李华瑞《唐宋变革论与唐宋之际的变革》

材料一   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有罪，其上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群而维者，徒一年。

——《唐律疏议》

材料二   有富民家小女奴绝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讼于州，州命录事参军鞠之。录参尝贷富家钱,不获,遂劾富民父子共杀女奴,投尸于水,或为元谋,或为加功,罪皆应死。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三   传统中国封建社会政体是典型的官僚政治型。政治上以官力本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主要也按照权力的大小来区分，传统社会也形成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秩序。然而，明中时以来，传统的封建等级社会秩序发生明显变化。作为“四民”之首的“士”投入到商业中为明清以来社会一大新气象。

——根据朱贻庭《试论明清社会的变迁及其商业伦理的发育》整理

材料一   15世纪以后，英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间财富稳步增长，一些商人拥有了对外贷款等金融活动的资本，但放贷取利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斥之为“高利贷”，备受教会谴责，英国国王也不断重申取缔高利贷的法令。然而高利贷活动屡禁不止，后来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权威当局逐渐承认了利息的合法性。此后，放贷取利的行为一直为英国政府所认可。宗教改革后，大批修道院被解散，农业生产者从基督教会获得贷款渠道也被切断。生计艰难的小农为了生存不得不求助于私人放债者。16世纪以来，莫格兰境内涌现出相当一批银行从业者，他们通过一系列信贷活动，在英国财政和金融领域里相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17世纪晚期，英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扩张远远超出了私人银行家所能承受的范围，整个财政制度出现了被压垮的迹象。为了缓解财政窘境，1694年8月1日，英格兰银行正式宣告成立，它的问世标志着英国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

——摘编自孙海鹏《近代早期英国银行业的兴起》

材料二   15—18世纪，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钱庄、银号、帐局等新兴金融机构比之早期的典当铺以及钱铺、放帐铺发生了变异，除存款、放款、钱币兑换之外，更有过账业务及钱票发行等新业务，汇兑也大量为商人服务。因银行业机构的进展，更大份额的金融业务摆脱了地主、商人、官僚之家家产的形式，开始由正式的社会化金融机构进行，尤其是相当多的一部分票据化形式的商业信用通过早期的社会银行业机构进行。这一时期，作为主要业务的各种形式的信用放款、抵押放款得到了发展，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存款作为重要业务形式也得到了发展，并在社会上普遍运用；存款的发展使商铺、金融机构扩大了资本规模；其次通过存款各种商铺及典当、钱庄、放帐铺等扩充了信用圈子，对18世纪以后钱票的出现起了相当的催化作用。

——摘编自刘秋根《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水平蠡测》

材料一   从传说时代“神农尝百草，遇赤得茶而解”开始，茶就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魏晋以来，茶因清淡虚静而渐渐受到佛、道教徒的广泛受用。唐朝时，饮茶多以茶饼研木，煮茶时讲究“三沸”，使得烹茶更具文人雅兴，于是茶道大行。当时南方产生了官茶四、寺茶四、农茶园等不同形式的茶园，仅湖州造茶一年就是“万八千四百八斤”。唐朝政府还开辟茶马古道、开设茶马交易市场，强化边设管理。随着唐朝与日本、印度、波斯、非洲国家的交流，茶叶也交流到了世界各地。宋元时代，出现了在茶中添加马奶、红枣、枸杞、油酥等物的习俗。明清时期，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形成了一条海上茶叶之路，以茶叶为大宗、经蒙古高原到俄罗斯的恰克图贸易也走向兴盛。

——彭星霖《基于历史角度分析茶业在我国的发展与兴衰变化》等

材料二   1657年，荷兰人把少量中国红茶转运英国，茶叶首次登陆英伦。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饮茶嗜好被带入宫廷，引得“英人争先恐后以饮茶为一荣幸事”。1668年，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北美十三州的茶叶转运，使得当地茶价高出英国本土一倍。19世纪，葡萄牙王室为解决财政问题，将中国茶树引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郊的皇家植物园，种植、采摘和烘焙茶叶的方法与中国完全一样。在中国茶农指导下，巴西种茶业一度蓬勃发展，在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巴西出产的茶叶赢得了广泛赞誉。巴西人至今仍把茶叫作“洒”，与中文发音非常接近。秘鲁、牙买加、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也都开展过中国茶树的引种工作。

——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