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粱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又以黄蜡铸为凫雁、鸳鸯、龟、鱼之类，彩画金缕，谓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皆于街心彩募帐设出络货卖……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圈正，谓之“得巧”。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二 七夕，（汴京）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遇，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宋】罗烨《醉翁谈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汴京七夕节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宋汴京七夕节特点的成因。
材料一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文人经商风潮，对文人学士而言，通过文字谋利，是他们比较容易参与的商业行为，于是一批士人书商出现了。大量文人在自己熟悉的图书领域寻求生计，进一步加速了书籍商业化的程。此时出书品类繁多，数量庞大，鸿篇巨制频现，无论经史，还是日用类书、通俗小说，都以惊人速度发展。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皆为重镇，常熟、湖州等地也在书籍出版领域拥有无法替代的特殊地位。借助江南地区优良的水路交通条件，整个区域联结成成熟而活跃的书籍刻印出版和消费市场，并与福建、江西、两湖、江北、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等地域形成全国性的书籍交流网络。
——摘编自章宏伟《明中后期江南出版业的勃兴》等
材料二 甲午战后，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输入西学，启蒙新知，一时间，出现了国人争相办报的热潮。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洋书籍至少1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的总和。庚子以后，清政府改革教育，变更学制，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一些民营出版机构抓住机遇，编写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陆续出齐了成套的《最新教科书》，因销路十分广泛，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揭开了小说出版史的新篇章，其表征是小说出版的蔚为壮观，1903-1911年的9年间就出版、翻译小说2377种。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使之成为了清末三足鼎立的出版主体之一。
——摘编自吴永贵《论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及其意义》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中国图书出版业整体出现加速繁荣的态势。到2013年，中国的传统出版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印刷业总产值居世界第三，在世界出版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当代中国，出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能够起到凝聚民心、鼓舞士气、振作精神、形成合力的作用。
——摘编自周蔚华《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出版业》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中后期江南出版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民营出版业崛起的背景及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时期出版业发展繁荣的意义。
材料一 在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通往唐朝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队走的陆路通道；另一条是船队航行的海上通道。
——摘编自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
材料二 1529年，广州重开市舶贸易，澳门成为中国朝廷允许外国商船湾泊的八大海港之一。16世纪中期以来形成了以澳门为中心的三条国际贸易航线——“丝银之路”（如下表）。
| 航线 | 航线上主要商业活动 | 备注 |
| 澳门—印度果阿—里斯本 | 葡萄牙人将经过广州转运到澳门的中国货物运返欧洲，如丝、绢、细工木器、漆器和陶器等，又由欧洲运来毛织品、玻璃制品等。 | 以白银为最大宗，1585—1591年，经果阿运到澳门的白银约90万两。 |
| 澳门—日本长崎 | 每年初夏，葡萄牙商人将生丝、绸缎等中国货物运往长崎，然后待秋季返航澳门，运回日本的白银、土特产等。 | 明政府鉴于“倭寇祸烈”，严禁中日通商。 |
| 澳门—马尼拉—墨西哥 | 葡萄牙商人将生丝、绸缎等运到马尼拉，运到拉美，将拉美白银运回欧洲，再运回澳门购买中国的丝货和其它货品。 | 中国—美洲贸易的最早航线，构成了以丝和白银为大宗交易的国际贸易大循环——“丝银之路”。 |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丝银之路”的特点并分析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 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冢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及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
——摘自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材料二 晚清到民国时期， 中国进入到农商社会后期。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经过工业革命的英法等国用武力叩开中国国门，外国资本主义挟其机器生产之威力从沿海逐步渗入内地，江南区域经济被迫发生调整并出现分化。少数都市（例如上海、宁波、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及其周围地区因机缘巧合走上工业化道路迈进工商社会门槛；也有部分市镇或原地踏步或趋向衰落；而广大内地农村则停滞不前。
——摘自葛金芳《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江南地区“社会转型”在经济领域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江南区域经济转型的特征，并说明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秦始皇登碣石山,立刻辞,有“上农除末"一语,但秦代却出现蜀卓氏、曹邮氏、宛孔氏等以盐铁而成巨富的事迹。汉景帝时晁错曾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也;尊农夫,农夫已贫也。”汉武帝将天下盐收归官普,桑弘羊亦“以计算用事”。唐朝刘晏对食盐专利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办法。北宋庆历时一年的商税收入为1975万余缗,酒课为1710万余缉,盐课为715万余缗。到神宗时,一场全面的商业官营又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展开了。
——摘编自陈长华《抑商质疑一一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
材料二
明中后期,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从《士商类要》《商贾便览》《生意世事初阶》等大量商书记载来看,在“利”、“义”关系问题上,要求商人重信义、守承诺;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强调要道慎、勤勉、自我约束,充分发挥个人才智,善于应付处理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并将此视为经商成败与否的关键。虽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但却始终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保障机制。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及其转型困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至北宋时期商业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商业思想发展的表现及其影响。
材料一 （北宋）东京城郊兴起了为数不少的草市。草市这一名称初见于东晋南朝，是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和商业点，具有时间性，是定期集市。位于东京郊区的草市渐渐发展为城外厢，成为郊区的经济中心，起中心市场的作用、真宗时东京郊区草市已非常繁盛，“十ニ市之环城，嚣然朝夕"”。附城草市由于商业的发展，一般多位于交通要道。在这些草市上，批发业、零售业都很繁盛，有的特别繁盛之处已和市区别无二致。
——摘编自樊莉娜《北宋东京城郊的发展》
材料二 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始自宋元时代，当时号称村市、草市、墟、会、市、镇等。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如长江中流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年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齿日繁，贸迁益众，卒成巨镇”。特别是在十七世起前后约两百多年间（从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前半期），发展最为迅速。从明清两代地方志里的一些史料可知，江南市镇人口增长的情况有自数百家、数千家以至万家者。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附城草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主要集中在闽广商人手中，长期以来在朝贡贸易下，海外商人属于非法商人，直到1567年开放海禁以后才获得合法身份，但商船、数量和贸易地区仍受到严格限制，海关税饷虽有定额，但往往官吏“卖放指吓，倍索常例之外”。另外明朝政府刑法民法部分，有时“以罚代刑”，有时“以刑代罚”，更别说有独立的商法或海商法了。15到17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商人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是独资和合伙制度，其雇佣的工人多由虚拟血缘关系的“义男”“义女”组成。这一时期商人群体虽然形成了商帮，但组织涣散，缺乏自发形成的海外贸易同业组织。
——摘编自王晶《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从身居高位的官僚到凡夫俗子、学徒、手工业者等都有经商倾向，例如南通状元张謇，成为“通官商之邮”的大绅商；光绪15年进士王同愈脱离官场从事商务等。近代沿江沿海的口岸处在中外关系的前沿位置，因“贸易旺、信息灵、人气盛”，成为商人群体的摇篮，据统计，1912-1928年，商人群体中，浙江商人占总数的34%、江苏占26%、广东占17%、福建占5.3%。伴随着商人群体的崛起，1904年诞生了跨行业、不限籍贯、拥有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民主色彩的商会，其宗旨是振兴中华工商业。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经济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商人群体的状况，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清海外商人群体相比较，近代中国商人群体的特点并说明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颁布“贱商”令：“农民之家，许穿纳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布。”但他制定了“三十而取一”的低商税率；建立了便利商人的塌房制度，以保管商货，使商人免受官私中间人的剥削；平抑物价；建立起较为全面系统的市场管理法。
张居正为首辅时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役折算成白银征收，为了交纳银两，农民、手工业者须将大量农产品、手工业品投放市场，换取银两，而国家为获取所需的物资也必须把所收银两投入市场。同时，由于力役折银，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高开土地。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1）据材料，概括朱元璋商业政策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实施目的。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一条鞭法对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说明推行一条法的经济条件。
（3）综合上述材料，简评明代统治者的经济观念和政策
材料一 铸币专营是古代国家相沿已久的传统政策，《管子》的“先王制币说”是其理论基础，如“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自秦汉统一后，法律上就规定铸币权属于国家。唐初武德年间，政府令铸开元通宝钱时即规定：“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唐律疏议》亦有明文规定：“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若磨错成钱，令薄小，取铜以求利者，徒一年。”
——摘编自邓耕生《谈我国古代手工业产品的质量管理》
材料二 民国元年，沙俄趁中华民国初建，妄图攫取蒙古。当时中国百废待兴，财政极度困难，言兵无钱。此时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12月6日向全国发布了《钱币革命》的通电，要“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孙中山认为：纸币是比金属货币更具弹性的一种货币，中国财政紧张和金融恐慌往往源于金属货币本身的缺陷。因而现代国家必须采用更具弹性的纸币作为交易媒介。具体办法：“严禁金银，其现在作钱币之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
——戴建兵《一个时代货币思想的进步孙中山货币思想及实践评议》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铸币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孙中山实行“货币革命”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我国古代和民国初年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明初，流通中铜钱与“宝钞”并行，禁金银交易……嘉靖初（1522年），“钞久不行，钱已大”，朝廷遂“弛用银之禁”。到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把丁役、土贡等项归于田赋之内，“计亩征银”，白银发展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等
材料二：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三：1933年到1934年，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引起中国白银不断外流。加上币制的紊乱，中国屡现金融恐慌。……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币制改革”方案，规定：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税收和公私款项均用法币支付，禁止白银在国内流通：白银收归国有，作为外汇准备金，以稳定法币对外汇价。
——摘编自吴申元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白银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指出国民政府时期货币流通领域的突出变化。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这一变化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