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85年，清廷始开海禁。次年，仿明末“牙行”（向政府申请外贸特许经营权的贸易组织），开设“洋货行”，与洋商进行贸易。此后洋货行数目不断变化，但在广州俗称“十三行”。十三行的行商须为洋商提供住所，交易完成后，洋商限期离境。1757年，清廷将广州定为唯一的外贸商埠。“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当地特产）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材料二 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洋商到广州后，应在指定寓所居住，由行商管束稽查。“凡非开洋行之家，概不许寓歇。其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清廷还规定，外国商船到广州后，“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纳税）。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三行逐渐衰落。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十三行的兴衰。
材料一明初，政府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宁波等地的市舶司，只允许有朝贡关系的国家来华贸易，严禁民间与外国贸易。然而，沿海商人为了生计，仍冒险与外商进行走私活动。1517年，葡萄牙遣使来华要求通商，因不在朝贡国名单中被驱逐出境。葡萄牙人只能在海上与中国走私商人交易。
之后，中国商人引葡萄牙人来到宁波港外的舟山群岛，葡萄牙人未经明政府的允许，就将六横岛和佛渡岛开辟为双屿港，并在此建房、修港口、成立自治的市政机构。来自美洲、欧洲、日本的白银、珍珠、皮货等源源不断运到这里，向中国走私商人换取丝绸、瓷器和茶叶等，逐步形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自由贸易港。
1548年，明朝政府派兵攻入双屿港，用木石“筑塞双屿港而还，番舶后至者不得入”，这个国际自由贸易市场自此消失。其后，葡萄牙继续寻找新的中西贸易中转站，1553年获得澳门租住权，最终葡萄牙和西班牙构建了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及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钩织出一个全球贸易网络。
——摘编自王颖《双屿港命运与东西方历史的分野》等
材料二16世纪重要商路示意图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评析双屿港的兴废。
（2）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及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对欧洲商业的影响。
材料一 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柴出海行为从未间断。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债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诸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世祖实录》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隆庆初年开海的原因。结合所学，评析隆庆年间的开海政策。
（2）据材料二，指出乾隆初年福建地方官员和清廷在对待西班牙商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结合所学，分析乾隆后期从“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明精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趋势。
材料一：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楼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楼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实录》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隆庆初年明廷开海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隆庆年间的开海政策。
（2）据材料二，指出乾隆初年福建地方官员和清廷在对待西班牙商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后期从“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
①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措施 ②清朝为严格限制对外贸易而设立的机构
③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④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
| A．①②③ | B．①② | C．①②④ | D．③④ |
6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1602年，为了开拓对外贸易，荷兰政府成立了以资本联合为基础、具有独立法人的商业（股份）公司—一荷兰东印度公司。该国议会授权公司在东起非洲南端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为期21年的船运贸易垄断权。该公司的决策形式是公司董事会的评议、协商；其公司管理范围也不仅是贸易一项，还要管理公司所辖地区的民众、维持同亚洲各邦国的关系、建立军事组织以及自卫、进攻等军事活动等。到1669年，东印度公司在非洲和亚洲沿海许多地区建立起殖民贸易据点，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闽人以海为田”，但遭遇明政府的海禁。明末，福建海商郑芝龙在1628年建立了一支拥有千艘海船的武装走私力量。自郑芝龙开始到郑成功的经营，郑氏家族慢慢形成了一个依靠血缘、地绰和服从个人指令的军事组织。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另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举起反清复明大旗，同时还保证了与欧洲各国贸易往来的平等性，甚至掌捏了商品的定价权。郑氏集团的贸易船队以台湾为中转站，贸易版图北至日本九州，南至印尼巴达维亚，贸易对象包括日本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南洋各国商人。1684年，在台湾的郑氏后人接受清政府劝降郑氏集团瓦解，台湾归属中央政府管辖。
摘编自赵雅丹《17世纪中荷海商集团组织差异及原因分析》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中国郑氏集团的不同性质、组织的特征，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郑氏集团其商业经营活动的相似之处，简要评述其不同的命运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