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近代民族工业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 |
| B．近代民族工业经营不善，致使亏本 |
| C．近代民族工业从诞生之初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压迫 |
| D．民族资产阶级非常软弱 |
材料一 蔗糖是汉武帝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进贡来的珍品。唐太宗曾向印度摩揭陀国派出留学生使团学习制糖技术，制出了品质远胜于西域石蜜、颜色黄白的好糖块。据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此时蔗糖已用于治肺寒、咳嗽上气等疾病。两宋时期，王灼编写了世界第一部甘蔗炼糖术专著《糖霜谱》。明清时期，中国人发明了世界领先的“黄泥水淋脱色法”，生产出洁白如雪、颗粒晶莹的“白糖”，糖制品成为大众食品，国外销售区域遍及亚洲、美洲、欧洲等14个国家及地区。
——摘编自任小宇《中华帝国视野下的蔗糖史》
材料二 明清以来，中国一直是东亚市场的蔗糖输出大国，台湾甚至被称为“东方甜岛”，中国几乎垄断整个东亚的糖品贸易。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甜菜机器制糖业快速发展，甘蔗糖业日渐萎缩，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糖业旧格局逐渐瓦解。仅1929年，进口洋糖（以甜菜为原料）高达89万吨，价值银元1.5787亿，超过了中国所有民族工业的产值。
——摘编自赵国壮《近代东亚糖业格局的变动》
材料三 甲午战争后，中国糖业由盛转衰，清政府着意扶植糖业发展，同洋糖进行抗争。1898年，户部建议江西等“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岁增之利无算”。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派人赴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罢。1929年，中国企业家发起国糖保护运动，国民政府给予这些企业家经营特权，并修改关税，保护原料糖进口。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国力不济等原因，中国糖业发展始终成效甚微。
——摘编自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制糖业发展的特点和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我国近代传统制糖业日渐萎缩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说明从我国近代制糖业发展的结局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明清徽州绅商往往是由商向绅的单向流动……徽商通过捐赀得官，“俨然列于缙绅”……显然有助于提高徽商调节商业纠纷、抗衡官吏敲诈的能力……为了跻身于绅衿行列，徽商不得不付出一笔商业利润，一些徽人就感慨过；“捐监援职，计费匪轻”。同时，“输粟入监”与“官衔买卖”的推行，使一部分商人通过身份买卖的方式得以进入更高的等级，既维持了旧的身份等级体系，又削弱了社会反抗的势力，增强了商人与官僚、封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梁仁志《明清徽州的绅商》
材料二 1870年以后，因为官员们开始主办工业企业，许多买办商人都被招聘去当官办企业的经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员被任命去帮助管理或监督各种新办的企业。正像商人捐纳官衔那样，官员和士绅也纷纷从商，从而扩大了商人队伍。到了1900年，有那么多人亦官亦商，致使经商活动已经变成仕途以外另一个受人尊敬的选择了。这些发展的结果产生了商人大阶级之内的新的“绅商”社会阶层。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材料三 尽管绅商阶层同传统的绅士和旧式商人阶层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但从本质上已不同于二者，在新的时代氛围下，其价值趋向是近代的。下表是苏州几名上层绅商的产业及收入分布情况：
| 姓名 | 田产及收入 | 商业资本及收入 | 近代企业投资 |
| 尤先甲 | 祖传田产6、7千亩，年收租约5万元。 | 同仁和绸缎庄资本2万元，年销售额约6万元。 | 投资苏经苏纶丝、纱两厂，新老股各占20股以上，最低资本额2600两 |
| 张履谦 | 祖传田产4、5千亩，年收租约3万元。 | 保裕典资本2万元，年营业额9万元，年收典息约1．5万元。 | 同上，但在任该两厂经理期间垫款甚多。 |
| 杭祖良 | 购置田产约数百亩。 | 杭禄富记纱缎庄，资本约2万元 | 苏省铁路股东，苏经、苏纶厂少量股本。 |
——摘编自《苏州商会档案》
材料四 20世纪初年，当清政府亲自着手推行现代化时，主要通过重用绅商等手段，来加强官、商之间的联络。事实上，由绅商出面来调谐官商关系，尚存在有负面意义的一面，绅商在经商营工，攫取利润的同时，骨子里仍潜藏着儒家文化意识。这不能不损害他们创办企业的成就，阻碍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在中国的抽萌、成长。
——摘编自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
完成下列要求：
（1）根据材料一，概括徽商捐赀买官的目的。有学者认为徽州绅商“单向流动”阻碍了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加以说明。
（2）据材料二，指出近代绅商阶层产生的主要途径。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推动近代绅商阶层发展的因素。
（3）据材料三，概括绅商阶层带有“过渡特征”的表现。
（4）据材料四，辩证地指出绅商阶层对近代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剑桥中国史》中认为：“在中国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吴晓波在《跌宕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前言中把“中国近代企业家”称为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并认为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
近代著名民族企业家
陈启沅 | 1859年赴安南(今越南)佐兄料理商务，经商致富。1873年，回国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该厂采用自己设计的机器设备，雇工人六、七百人，出丝精美光洁，远销欧美，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1881年该厂因同业竞争，被视为异端，南海知县下令停产。 |
张謇 | 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1895年，奉张之洞之命创办大生纱厂。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1910年，连续三次在京发起以设立责任内阁和早开国会为号召的请愿活动。1915年，因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要求，愤然辞职。1917年，在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在吴淞复校，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
卢作孚 | 1910年，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投身辛亥革命。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938年秋，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组织宜昌大撤退，用40天时间抢运150万余人、物资100万余吨，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国民政府嘉奖。 |
依据材料中近代企业家的足迹，并结合所学知识，还原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的历史价值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