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生产排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作出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即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分户经营，自负盈亏。这一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摘编自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

材料三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摘编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消灭地主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经过土地改革，全国3亿多农民分得耕地等生产资料。消灭了剥削制度，农民成为独立经营的小生产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为了使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将有限的农业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中共中央提出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到1956年，90%以上的农户加入农业合作社，实现了由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个体经营向土地公有基础上的集体经营过渡，在农村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编写组《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还有两亿多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开来。农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农民生产的产品“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它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经济发展合作社的演变

材料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变化表

——摘编自张晓倩《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一   1978年和2006年福建部分经济指数对比表

——据国家统计局、福建省统计局数据编

材料二   从1985年开始，福建省逐步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放开农副产品市场，市场机制的“无形指挥棒”指挥着农民发展多种经营。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林、教、渔业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2003年开始，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配置优势产业，规划建设临海蓝色产业带、西北绿色产业带和阅东南高优农业带等三个特色产业带。

——摘编自叶珙、黄茂兴《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农业结构调整的演变及展望》

材料一   13-14世纪是英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农民逐渐拥有了自由劳动的权利。随后，获得个人自由劳动力的农民要求获得领主自营地的承租权。对个人劳动力的“所有”以及货币契约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变为自由民的个人财产，小块土地所有制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租地农场这一崭新的土地经营方式首次在英国出现，传统农业变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7世纪的欧洲“农业革命”以一系列技术革新与革命而著称，其实它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所有权发展的革命。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二   我国地区辽阔，经济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加上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一般是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分散，生产周期较长，多方面受着自然条件的制约。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不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要求农业生产的管理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更多的灵活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以至在同一个生产队，都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

——摘自《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

材料   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导向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推行。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制度统筹规划，还是基层政府的地方改革实践，政府始终处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导地位。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基本是通过分阶段、分步骤释放制度改革的红利以实现户籍制度所附载利益的剥离与扩散，从而改变户籍制度的粘附性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了由逐步松动到有限突破再到一体化实践探索的过程。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差异，如上海市的蓝印户口即是一种独有的载体形式。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回归人口登记的本原功能，即通过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福利分割、社会分层等冗余功能，还原了人口信息记载的基本功能。

——摘编自邹一南《户籍制度改革的内生逻辑与政策选择》

材料一   1947年冬，农民喊出了“地权确定了，咱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好好生产吧”的心声，同时，各地已有许多县、区、村建立了临时性的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当时报纸指出，“过去是：母猪不敬神，‘娘们不算人’……而现在则完全变了，妇女已上了桌面。人人有了一份财产，共同劳动，共同处理一些做父母的已认识到婚姻是子女自己的事，妇女选择对象主要是以家庭成分好坏与本人进步不进步为标准，一般找劳动青年。

——摘编自李世龙编《中国求强之路》

材料二   1984年党中央1号文件提出，鼓励农民个人兴办或联合兴办各类企业；同年3月，党中央又转发了4号文件，把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在稀缺土地上对剩余劳动力存在着固有排斥和城乡之间存在着制度化壁垒的情况下，从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

——摘编自李靖宇《大连21世纪创建现代化国际名城战略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