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晚明，赋役货币化，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在农村，农业商品化增长，冲击了自然经济，地主和佃户关系出现新变化；在城市，随商品经济繁荣工商业城镇兴起，出现了新型手工工场；商帮崛起，形成全国性市场网络，社会经济结构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人们与市场关系日益密切，社会关系由对人的依附关系转向对物的关系，旧的等级制逐渐分解，出现新的社会分层；以白银为主币的货币经济极大扩展，商业性行为几乎成为全社会取向，国家丧失了对货币的控制权，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儒学平民化趋势明显，上层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形成多彩的文化现象，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正在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变。

——摘编自《晚明社会变迁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随近代工业出现，我国封建社会结构缓慢变化。1949年后，我国农民占89．4％ ，直到1978年仍占82．1％ ，基本还是农业社会；1953年，随“一化三改造”，形成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结构；19６0 年，为应对经济困难，我国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1978年后，我国实行经济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80 年代后期，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在全国，非农产业职工已占53． 1％ ，按国际惯例我国已不是农业社会；随户籍制度调整，农民、工人分化，我国产生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人等新的社会阶层，一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

——摘编自《我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土地政策的变革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开展了带领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运动，此时为激发农民阶级参与革命的主动性，我党转变了土地政策，将原本的“减租减息、限租限田”政策转变为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受为农民土地所有制。20世纪30年代，国内开始了抗日战争，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要求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喊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为动员社会中的一切积极分子参加抗日，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政调整成“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为巩固群众基础，得到更多农民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土地法大钢》，提出废止地主土地所有制。

——摘编自王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研究》

材料二   第八条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步消灭的政策。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

材料三   党的农地政策变革效应趋势

——刘聪、张露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演变历程、变革效应与后续展望》

材料一   19世纪末，霍华德设想的城市包括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城市四周被农业用地所围绕；城市居民经常就近得到新鲜农产品的供应。……在土地上进行建设、聚居而获得的增值仍归集体所有。城市的规模必须加以限制，使每户居民都能极为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空间法国建筑师加尼埃从大工业的发展需要出发，把“工业城市”的要素进行了明确的功能划分。从18世纪开始，法国里昂逐渐成为工业城市，20世纪30年代以后，里昂郊区的卫星城镇大规模发展，逐渐与市区连为一体。里昂老城是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化与艺术中心，城市生活居住区沿罗讷河和索恩河呈南北长条形而建，疗养及医疗中心位于北边上坡的向阳面，东部是广袤的田野。工业区分布在市郊，南部是大型核电站，保障城市的能源供应，东南部是汽车工业基地。备区间均有绿化带隔离。里昂作为交通枢纽，是欧洲物流的主要仓储和中转基地，火车站设于工业区附近，城市设快速干道和供飞机起飞的实验性场地。

——摘编自《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

材料二   1949—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从12.5%提高到17.9%，平均年增长0.2%，这种缓慢的城市化主要是严格的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了人口迁移流动。80年代起，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伴随乡镇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非农转移就业模式产生了“人口就地城镇化模式”。90年代以来，我国东南沿海诸多地区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逐渐转变为负值，这些地区常住人口规模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迁移流动人口的贡献。大量外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地区，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摘编自《人口流动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材料一   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确立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原则。《宅地法》规定：年满21岁的公民，只需交纳10美元的申请费，可免费获得未垦种土地160英亩，连续耕种5年后就可拥有对该块土地的最终拥有权。1868-1900年依该法向农民分配的土地达8000多万英亩，对西部农业开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并没有按照美国人民的要求把国有土地全部划为宅地分给劳动人民，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分配给了移民，而且位置偏远、土质贫瘠、限制在已堪定的地段内，其实是经过拍卖、先占、赠予等分配方式后的残留地段。大部分土地则通过各种渠道转到了土地投机商及大公司手中，它远远没有满足人民的土地要求。

——兰建英《美国近代西部开发时期的土地政策探析》

材料二   在1992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中，曾一度出现农村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流向工业领域的现象，致使1992年至1994年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粮食出现连年减产，粮价上涨，对此，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从1995年起开始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同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二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四是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以减轻农民负担。至2000年，中国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一2019）》

材料一   中国人很早就对劳动问题有所关注。春秋时期《诗经》里就有很多描述劳动的场景。尽管在古代中国传统主流思想中，劳动者往往受到轻视，地位并不高。但也有重视劳动和劳动者的思想，如战国时墨家与南北朝的《颜氏家训》就反对轻视农业生产劳动，重视农业知识的学习，批评士大夫“未尝目观起一垡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收”。古代统治者虽然轻视劳动和劳动者，但鉴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有重视劳动者的一面，即所谓“以民为本”。其重点关注的是劳动者整体。

——摘编自田守雷《中国主流劳动价值观变迁研究》

材料二   我国从1949年开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终于解除了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让社会劳动生产关系、生产力能够得到更加合理协调的发展，让我国的劳动力实现了以薪酬为工资的机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探索我国劳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劳动经济的发展对我国人民经济生活的影响。

——摘编自买买提·阿不拉《劳动价值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探析》

材料   晋江的乡镇企业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乡镇企业再次兴起，晋江农民纷纷利用“闲资金、闲房、闲散劳动力”等有利条件创办乡镇企业，以联户集资企业为主要形式。面对社会上掀起“姓资姓社”讨论的风波，时任省委书记项南肯定并支持乡镇企业。1984年9月，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晋江制定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大力扶持乡镇企业。据统计：从1981-1985年，全县乡俱企业单位总数增长1.87倍，企业人数增长43%，总收入增长3.27倍，参加联户集资的群众达3.46万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6%以上。

1985年的“晋江假药案”，将晋江的乡镇企业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晋江全面整顿企业，狠抓产品质量，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诚信经营，建立了福建省第一家质量检验所。当年晋江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此后晋江继续创造奇迹，乡镇企业保持兴旺的发展。

——摘编自张东奇《试述项南对晋江改革开放的贡献》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1978年和2006年福建部分经济指数对比表

——据国家统计局、福建省统计局数据编

材料二   从1985年开始，福建省逐步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放开农副产品市场，市场机制的“无形指挥棒”指挥着农民发展多种经营。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林、教、渔业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2003年开始，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配置优势产业，规划建设临海蓝色产业带、西北绿色产业带和阅东南高优农业带等三个特色产业带。

——摘编自叶珙、黄茂兴《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农业结构调整的演变及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