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发展情况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让农民能获利、多得利，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多措并举、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才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改编自李浩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材料一   粮商真正活跃从明朝中后期才开始。综合考察江南粮市的活跃，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在实行田赋货币化之后，官吏的俸禄米，亦改为货币收入，官僚及其附属人口成为消费商品粮的大户。作为政治性城市的苏州、杭州及其它县邑城市，各种消费功能膨胀，奢侈人口及其为奢侈消费服务的非农业生产人口刷增。至于所谓嘉定、湖州等棉丝区农民需要余（买进）食，已有研究者指出情形被方志大大夸张，并不属实。夸张米市，以粮商的活跃，欲证明江南市场经济有大跨度的进步，很值得怀疑。

——摘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

材料二   粮食是基础性战略资源，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乃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加强和完善粮食宏观调控，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粮食供求形势和粮食市场价格情况，围绕保证国内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和价格基本稳定的粮食宏观调控总目标，制定了不同的粮食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整体平稳较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自杜政、亢霞《我国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变迁回顾与经验启示》

材料一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一夜之间变成社会主人的劳苦大众有着一种急欲改变眼前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也被“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民族情结所反映。而“赶英超美”等口号的刺激，进一步激化了这一愿望，批判“反冒进”成为社会的主流。此外，人民公社在苏联的失败和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批判，也进一步刺激了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发展。

——摘编自李银桂《简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被选择，有其事物发展的客观性。但无数案例也证实了小农经营的模式难以使农户通过私下协商，提供农业生产与农村社区生活所需的公共品。2012年中国病险水库多达4万座，农村“市政设施”建设的滞后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以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使农地细碎化现象突出，规模经济难以产生，以致歉收时，收入下降，丰收时，却又陷入“卖粮难”的困境。

——摘编自王剑锋邓宏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绩效、影响与变迁机制辨析》

材料一

1949~2018年中国粮食生产情况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材料二   1949年国家粮食管理局成立，加强了对粮食的管控。1953年为配合工业化之需求，实行粮食等产品统购统销，进行计划收购和计划销售。1958-1962年，国家对统购统销制度进行改进，普遍实行定量配给制，以粮油票来供应粮油。“文革”时期，粮食供应问题再度恶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同时，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开始逐渐恢复粮食贸易市场，实行多渠道的粮食经营策略，粮食产量回升，但财政补贴日益加重。1993年起，粮票制度被废除，全国的粮食统销制度被取消，并且逐步开放粮价。我国加入WTO后，使得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摘编自何思源《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变迁研究》

材料一   自北魏孝文帝起，历代均田制的实施，就是不普遍的、打折扣的。以唐代为例，尽管唐初均田令规定授予民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但各级官员利用特权大量占田，“公田”日少，再加上“丁口滋生”，政府并没有足额土地授予民众。唐代开元年间的户籍文书记载，有户主余善意应受田一顷六十一亩，实际只受二十八亩，但要交的租调却一点未减，需要“纳租二石（“一丁之租”）。民众苦困，“耕者日少，田有荒芜”，到武则天时，“天下户口，亡逃过半”。

——摘编自杨志玖《论均田制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等

材料二   明代前中期江南平原实行水稻一年一作制，一个无牛农户可种稻25亩上下，自明后期以来，水稻与春花轮作的“新一年二作制”逐渐推广。在这一新的耕作制度下，时人提出：“上农夫一人止能治田一十亩”。在苏州、松江等江南蚕业和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妇女大多不下田劳动，所以农户耕田更要少一些。明后期以来江南“人耕十亩”经营规模的出现和普及表明这种经营规模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比其他经营规模更佳。

——摘编自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